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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她手臂上挂着好几条星条旗丝头巾，方盒里还有星条旗纪念章。她说，这些小商品是温州生产的。
温州人善于经商，也可见一斑。
当我请她与妻一起拍一张合影时，她连忙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照片挡住了自己的脸。她说，给家乡的朋友知道了，不好意思！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的瓦砾，据美国专家估算，总共有一百二十万吨！
在废墟现场，我见到大型挖土机在不停地工作。这样的清理工作，还要持续半年以上，起码要到2002年6月才能把这些瓦砾运走。
在“9·11”发生时赶往纽约（5）
在废墟底下的地下室，存放着大量金银。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废墟，一边打通通往地下室的道路。
特别是加拿大的一家银行，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地下室中存放着价值为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
纽约商品交易所金属贸易部也在地下室中存放了十二吨黄金和约三千万盎司的白银。
已经找到的部分金银，装了两卡车，在特工的严密护送下，运出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
由于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废墟中，既有诸多重要文件和物品，又有遇难者的尸体、尸块，所以这些瓦砾并不能一倒了之。这些瓦砾被用集装箱、大卡车运到纽约对面的斯坦登岛，那里“外人莫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下，有几千人悄悄地在做瓦砾的清理工作。
从瓦砾中寻找散落的黄金、钻石、名表固然是动用几千人进行清理的目的之一，然而难以对外启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找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绝密文件！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专门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这是一个秘密又庞大的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方面派出自己的谍报人员打入各个国家，一方面又收买各国间谍为自己收集情报。这里的绝密文件万一外泄，引出的麻烦就可想而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文件，怎么会混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瓦砾之中呢？
这个秘密在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遭到“9·11”恐怖袭击之后，才慢慢地透露出来……
原来，世界贸易中心除了那两幢众所周知的摩天姐妹楼之外，附近还有一组楼群，其中包括四十七层的七号楼。这七号楼紧挨着双子星楼，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倒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要部门——纽约分局，就以联邦政府一个机构名义伪装门面，设在七号楼。中央情报局不把这样重要的部门设在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里，大约因为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而七号楼不那么醒目，容易隐蔽。中央情报局纽约分局，是除了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之外的最重要的情报机关。这个情报机构不仅有着关于世界各国的秘密情报，更有着关于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诸多秘密情报！
不过，中央情报局消息毕竟比别人灵通，当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北楼的时候，七号楼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当即全部转移。所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中央情报局纽约分局无人伤亡。当然，这也只是“据说”而已。这样的机构会一下子全部走人？即使死了人，这样的机构会声张吗？
人是长腿的。中央情报局那么多工作人员在几分钟之内，从大楼里溜号，还算来得及。但是，那么多绝密文件当然来不及转移，也来不及毁掉。这些绝密文件，也就混杂在那一百多万顿的瓦砾之中。
正因为这样，几千人在斯坦登岛上，细细地“过滤”瓦砾……
从山一样的瓦砾中辨认遇难者遗体，也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因为数以千计的遇难者连同恐怖分子的尸体都混杂在瓦砾之中。完整的遗体并不多。很多尸体碎成细块。如何根据这些尸块来确定死者的身份，确实错综复杂。
我在纽约进行了诸多采访。还去旧金山、西雅图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作了关于“9·11”事件的采访。回到上海之后，赶写了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迅速推出了这部长篇。
2007年夏日，我应邀前往纽约讲座。我一到纽约，就和妻再度来到世界贸易大厦，那里刚刚打好地基，正在建造新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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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
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孩子”。
不久前，我竟然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
那是2009年2月，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极其偶然，在奇虎网上的一个名叫“家有小囡万事足·囡囡妈的不老阁一号”的博客里，见到博主回忆小时候读过的书的文章，提到了《CHINA for Younger Readers》，即《漫话中国》，作者是“Ye Yonglie”，即叶永烈。这本书是北京海豚出版社1989年出版。博客里还附了9幅这本书的照片。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没有看到过这本“叶永烈著《漫话中国》”。北京海豚出版社在出版之后，既没有给我寄样书，也没有寄稿费，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没有出版！这一回，居然能够从网络上找到失散20年的“孩子”，格外的高兴。
在20多年前，我应外文出版社之约，创作《漫话中国》一书。当时，外文出版社来信约我写此书，是随着中国国门的开放，外国朋友来中国越来越多，外国的孩子来中国也越来越多。为了使来华的外国孩子认识中国，外文出版社决定约我写一本《漫话中国》，用英文出版，并配上大量的图片。
于是，我开始创作《漫话中国》一书。当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是用笔写的。《漫话中国》一书总共25章，从中国的方块汉字、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的56个民族、中国的首都北京等等。写出初稿之后，根据外文出版社的审阅意见，我又改了一稿。寄往外文出版社之后，久久没有下文。
我以为，这本书大约出版计划改变了，没有出版。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书被译成英文，并请画家贾延良先生配上许多精美的插图，于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的复牌——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作者除了写叶永烈之外，还多了一个“蔚文”。我不知道这“蔚文”是谁？我猜想，也许是英文译者。
至今，我仍保存着《漫话中国》一书的手稿。
我在得知《漫话中国》一书已经在20年前出版的消息之后，在震惊、兴奋之余，即写了一封信，用E…mail发给了北京海豚出版社总编室。
海豚出版社总编室倒也很认真，给我回复，说20年来人事全非，该社在2000年独立建社，目前所有工作人员都是2000年之后进海豚出版社的。现在这家出版社正在调查、了解20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告诉作者。
海豚出版社总编室还告知，《漫话中国》一书现在仍有再版的价值，因为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孩子已经越来越多，很需要这样一本用英文浅显而全面介绍中国概貌、文化、历史的图书。
我非常感谢那位读者的回忆，使我得知《漫话中国》一书的出版信息。
我期待着这本失而复得的图书《漫话中国》，早日在新世纪重新出版。
我的书房引起档案界的关注
我的书房，并不仅仅是藏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2005年12月1日，我应邀在上海中山东二路9号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0楼报告厅，作讲座《纪实文学创作与档案》。这一讲座，被列为上海“东方讲坛”专题讲座之一。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在作家眼里，档案除了可以印证历史外，还有其他价值吗？“档案也可以提供最真实的材料”，叶永烈这样回答。
他表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对材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纯文学创作，档案材料也是有作用的。任何作品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档案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但问题是，档案的真实性是需要有当事人印证的，而几十年后，一些当事人将不存在了。因此，档案的及时开放就变得很重要了。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了一番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
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这份珍贵材料可以在叶永烈撰写的《江青画传》中见到。
傅雷的“闲散劳动力调查表”。这是日前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傅雷的人事档案。要知道当时傅雷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就意味没有档案。
随着“四人帮”的审判结束，大批“两案档案”被集中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档案得到了妥善保管，可是“现在要利用档案太困难了”。作家不无忧虑的如是说。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1）
我的档案收藏最初始于“收藏自己”。
前面叙及，在1951年，十一岁的我在《浙南日报》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那天的报纸，而且保存着编辑当时写给我的信以及信封。尽管信末只盖了一个长方形的公章，没有留名，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是凭借那封信的笔迹，找到了我的恩师——当年的编辑、老作家杨奔。
其实，那封半个多世纪前的编辑来信，仅仅是我众多的“收藏自己”的藏品之一。
我的最早的收藏品，该算是194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那年我六岁。这张标明“一上年级学生叶永烈”的成绩报告单上，虽然写着“品性优”、“体格优”，但是却写着“作文40分”，旁边盖着蓝印“不及格”！此外，“读书”也不及格，也是40分！
这表明我当年并非神童，而是从两门不及格开始起跑的。
成绩报告单上印着我的母校的全称——“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这所小学曾叫康乐小学──因为在这所小学旁边有条街叫“康乐坊”，所以用“康乐”来命名。在解放后，这所小学改名为“温州市立第九小学”。现在名为“温州瓦市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