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坊”，所以用“康乐”来命名。在解放后，这所小学改名为“温州市立第九小学”。现在名为“温州瓦市小学”； 因为学校坐落在瓦市殿巷。如今的温州瓦市小学里，都没有当年的“永嘉县南市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时的成绩报告单。后来，我把当年的成绩报告单复印送给母校的时候，老师们非常高兴，放到校史陈列室去保管。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上，还可以“考证”出来，当时的校长是张亮，教导主任是徐则中。一年级的“级任”──也就是现今的“班主任”，是一位女教师，叫范克荣。因为成绩报告单上都印着他们的姓名，还盖着他们的图章。这对于母校研究校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档案。
那张成绩报告单还显示，当时的课程只有四门，即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国语又细分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
我家当时在温州市中心的铁井栏，大约步行十来分钟，便到达这所小学。一进这所小学，便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滑梯，有水池。正面是一幢教室大楼。大楼底层正中，是大礼堂。穿过教室大楼，后面是大操场。
在范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我闹了笑话：上完第一课，同学们都出去玩了，唯独我仍端坐在座位上！因为父亲关照我上课要仔细听，过分“认真”的我连下课了都不敢离开座位。
范老师善歌善舞，很和气。她常常一边弹风琴，一边教我们唱歌。
母校的老师从我那张成绩报告单上得知，范克荣老师是我一年级时的“级任”，告诉我好消息：范克荣老师仍然健在。
2006年秋日，我从上海回到故乡温州时，高兴地见到了范克荣老师。当时的《温州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2）
在老人节来临之际，10月27日上午，温籍著名作家叶永烈特地来到了母校温州瓦市小学，在学校的悉心安排下，他第一次拜访了自己孩提时的班主任、80岁高龄的范克荣老人。60年前，叶永烈在瓦市小学就读一年级，当时年仅20岁的范克荣老师担任他的班主任，教音乐。60年后，师生又相见，叶永烈乐了，而范克荣老人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的成绩报告单是一个来月发一次的，叫做“学月成绩报告单”，光是“一上”就有三张“学月成绩报告单”以及学期结束时的成绩报告单。在“一上”结束时，我的作文成绩已经升到“60分”，总算及格了。
令友人们称羡不已的是，我居然收藏着从小学“一上”到高三毕业时的几乎全部成绩报告单！
闲时翻看装订成册的成绩报告单，我倒并不太在意学习成绩的逐年进步，而是喜欢当年“级任”（也就是如今的班主任）的评语。比如，我小学“二上”的评语是“喜讲闲话懒肯用功”，“二下”的评语是“天资聪颖惜懒用功”，“三上”的评语是“富有发表的能力”，“三下”的评语是“发表能力特长”……“初一上”的评语中有一句“今后课外书应以不妨碍正课为原则”。
令我惊讶的是，我的“高二上”评语说：“学习认真，肯坚持，有研究精神，富幻想，记忆力与理解力也强，成绩优良”。大约是这“富幻想”三个字，促成我后来写了几百万字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的“高三上”评语说：“学习一贯认真，且成绩也佳，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我如今创作了上千万字*党史纪实文学，大约正是印证了这句“对历史方面特有兴趣”。
其实，这些特殊的收藏品，最初并不是我收藏的，而是父亲替我收藏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告诉我，凡是有保存价值的文件，一定要好好保管。受父亲影响，我慢慢养成收藏的习惯。我收藏了中学时代我的诸多借书证，收藏了小学五年级参加美术比赛得奖的奖品，收藏了中学时代的作文，收藏了印着“报名号175517”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连同信封）……
2004年春节，表兄曾衍霖教授来访前，在电话中说要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至于这礼物是什么，他“卖关子”，没说。
他来了，坐定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帧发黄的二寸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理着小分头，穿短袖白衬衫，居然系着一根小小的领带，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他蹲在那里，跟前是一辆玩具轿车。背景是一个地球，上面写着“吾友摄影”。显然，这是在一家名叫“吾友”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虽说照片年代久远，可是却很清晰。
这老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谁？连我也不认识。然而，看了照片背面用毛笔写的说明词，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他写道：“永烈周岁纪念”。
原来，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在这之前，我收藏的自己的最早的照片，是四岁时的照片。这一回，能够得到自己周岁时的照片，当然是“最珍贵的礼物”。
表兄说，前些日子在家中整理旧照片，发现此照。
表兄的母亲是我的母亲的姐姐，这照片显然是我的父母当时送给我的舅舅、舅母的。
表兄又说，倘若不是姨爹（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上“永烈周岁纪念”，他认不出这小男孩是谁。
我细看照片背面，见到上面还写着“三○、农七、二六、”，这“三○”是指民国三十年，亦即1941年。“农七、二六、”是指农历7月26日，我的生日是农历7月27日，父亲选择“农七、二六、”给我拍周岁照，真是连一天都不差！
我在感谢表兄之余，非常佩服父亲的细心。
我能够收藏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得益于父亲的细心。是父亲把我的这些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起来。如今，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未必能够把孩子成绩报告单全部保存，何况我的父亲有着五个子女。
如今，在我的书橱里，用一个文件夹，依照顺序存放着我的全部成绩报告单。
我十一岁时投稿，我所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也是父亲替我保存着；当时发表我的作品的报纸，同样是父亲为我保存。如今，我能够拥有文学道路上最初的原始档案，多亏我有一位细心的父亲。
父亲这细心的品格，“遗传”给了我。我也还算细心。正因为这样，我的儿子、儿媳从国外回来，第一事就是把护照以及重要的证件交给我保管。在他们看来，交到我手中，如同放进了保险箱。
“收藏自己”，始于细心。细心永远是需要的。不光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细心，干任何事业都需要细心。细心往往与耐心相随。有足够耐心的人，不怕烦的人，办事也就细心。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1）
临睡之前，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日记本，写好当天的日记。年年、月月、日日如此。即使出差，把厚厚的日记本带在身边深感不便，我也要在活页纸上逐日写好日记，回家后贴在日记本上。
后来，我改用电脑记日记，依然年年、月月、日日如此。
我的众多的日记，都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日记有各式各样的写法。有人把日记写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有人记下“日有所思”写成随想录，而我的日记纯属工作记录——没有什么“文采”，几乎不涉及思想，这日记甚至可供任何人阅读。我的日记只是记述我每天的工作，诸如与谁会见、出席什么会议、写了什么文章、有谁来访，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我的日记是“大事记”式的。
长年累月记日记，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方便。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旦写进日记，可以准确查明什么作品写于什么时候，可以了解自己一年内的写作进程。尤其是在写回忆往事的文章时，翻阅日记，可以使所涉及的日期、史实准确。
我在写作二百万字的自传体“人生三部曲”——第一部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二部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用事实说话》（上、下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便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最近，我又完成一百五十万字的自传体“风波三部曲”——第一部五十万字《出没风波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部五十万字《现在可以说了》（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第三部五十万字《树欲静而风不止》（已完成，将在香港出版），同样也得益于我的一本本日记。
我还养成了遇上重要事件随手而记的习惯。这些随手而记的文章，比日记要详细得多，在当时不见得可以发表。但是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几年，当我要写及这些重要事件时，这些文章就显得格外珍贵，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充满细节，富有现场感，远比日后凭借回忆所写的文章要准确得多。
我除了有一部“主日记”之外，还有几本“副日记”。“副日记”不是逐日都记，而是有感才记，而用笔调各不相同。
其一是《影视笔记》。每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分析它的影视技巧。我曾出版了《电影知识》、《电影的秘密》、《电影》等书，书中所举的影视例子，很多来自我的《影视笔记》。我写《影视笔记》不是面面俱到分析一部电影或电视片，而是记下感受最深的几点。我在电影制片厂当过十八年编导，所以很注意从影视技巧角度分析影视，如某句对话特别好，某个横格、推拉镜头用得好，某处音响效果好。当天看影视，当天写笔记。日积月累，成为很重要的电影业务参考资料。
我的主日记副日记（2）
其二是《随想札记》。在生活中，有所观察，有所思索，有所得，随手记下。这种《随想札记》，成为我从事创作的素材仓库。例如，一位大学教师来我家，谈及目前该校评教授职称，有三种人：一种是“真教授”——有真才实学；一种是“争教授”——“争”而及之；一种是“赠教授”——即将退休的讲师，“赠”个副教授头街。我即记于《随想札记》，并写下我的感想。这样的所见、所闻、所思，稍纵即逝，一定要随手记下，半点也不可怠惰疏懒。
其三是旅途散文。我经常天南地北，四处奔波。每到一地，我总随手写下自己的印象、感想，回家后整理成一篇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旅途旅履散文，也就是文学性的日记。改用电脑写作之后，我把旅途见闻不断“敲”进手提电脑。我一连出版了十几本“行走文学”的书，从历史、从文化的角度记述我的旅行见闻，内中有《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俄罗斯自由行》、《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真实的朝鲜》、《今天的越南》、《中国自由行·东部卷》、《中国自由行·中西部卷》、《中国自由行·台港澳卷》、《多娇海南》、《我的台湾之旅》、《台湾新观察》等。
其四是《作品目录》。迄今，我在报纸、杂志上已发表五千多篇文章。每发表一篇，在《作品目录》上写明发表的年、月、日、刊名、篇名。这也是一种“日记”。虽然是“流水帐”式的，却必须随手记下。不然，日积月累，等到发表了数百、上千篇文章，再去整理目录，就很吃力，而且难免会有遗漏。我从十一岁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就开始建立作品目录，登记在案。
我还把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同样，关于我的报道、评论也多达千篇，也“记录在案”，并把剪报收藏在一个个文件夹里。
我出版的书的目录，起初记在一个本子上，逐本登记。后来，在电脑中建立了“叶永烈著作目录”，按照时间顺序登录了我的所有著作的目录。
我的被翻译成外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我的获奖记录，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电视的作品，都逐个记下。
还是在1987年，上海师大中文系柳尚彭教授系统研究我的作品，他着手整理我的作品目录。我的《作品目录》是每天收到发表的文章时，有的文章发表在前但是收到在后，有的文章发表在后收到在前，因此在《作品目录》不完全严格地按照作品的发表日期顺序登记。所谓整理，就是严格按照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柳尚彭教授光是整理一下我的《作品目录》，就花费了一个暑假。
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系郭久麟教授要研究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我送给他一张自制的光盘，内中收入关于我的评论及报道便近百万字。
我的日记，确实与众不同。我的“主日记”与“副日记”已形成了“日记群”。
我的创作任务甚重，每天只是在子夜时分，抽出几分钟，随手记下几笔。多少年来，我已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因为日记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绝版”的手稿库（1）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朋友刚从我家取走一批手稿，上海作家协会的朋友接踵而来，又是前来“瞄准”我的手稿。
作家的手稿被人们看重，是因为具有收藏与研究的双重价值。当今，鲁迅的一页手稿或者郭沫若一封书信的价格都不是万元所能打发的。收藏家正在市场上以高价收购作家手稿，就连一位名作家向居委会打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