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如今，大批的年轻作家恐怕再也没有经历我这样的“转型”，再也没有手写与电脑写作的比较感，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用电脑写作。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是手稿消亡的一代——他们写作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一页手稿！
我想，在一个世纪之后，文学青年在文学馆里见到我们这些“前辈”的手稿时，会大为惊奇：哎呀，他们怎么用笔写作？！
当然，在作家群里，也有卓尔不群的例外。我惊讶地得知，女作家王小鹰最近“扩军备战”，买了一百万字的空白方格稿纸，以创作新的长篇！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须知，她的先生留洋归来，足以充当她的家庭电脑教师。她却说，她习惯于手写，而且她习惯于用蘸水钢笔写作——这可以说是十八、十九世纪作家的写作习惯！人各有志。看来，在洪水般的电脑潮面前，也有王小鹰这样坚决“不投降”的作家，给手稿带来了一线希望：作家手稿不至于全军覆没……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1）
在我的书房里，还保存着一批用毛笔书写的珍贵手稿——岳父的手稿。为了寻找这批手稿，我和妻专程从上海赶往杭州。
多次去过西湖，只是站在湖边平视而已。这一回，我有幸站在孤山上一幢豪华别墅里，俯视西湖，整个西湖都纳入视野。银镜般的湖面上悠悠地荡着三五游船，苏堤上的五座小桥横卧清涟之上。久雨初晴，湖上袅袅飘着淡淡的水雾，四岸镶嵌着的一圈绿树都变得朦朦胧胧。
孤山，坐落在西湖中的一个小岛之上。山脚的“楼外楼”餐馆和平湖秋月，名闻遐迩，游人如鲫。然而，山顶上的这座三层雕龙描凤的别墅，却是游人莫入的地方。这幢别墅，是原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花巨资请人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据说造好之后，蒋介石看到了，说了句“我在西湖的别墅都比不上”，吓得杨虎不敢去住，空关多年。如今，这里安装了大铁门和电子报警设备，四周竖着铁栅栏，成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珍藏历代刻本、善本、碑帖以及名人手稿、字画的所在。我和妻得到特殊的允许，得以进入这一“禁区”。在那里，我们埋头于一大堆线装的花笺手稿。手稿共有三十八卷之多。每一卷褐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红色的“结一阁”闲章。掀开封面之后，映入眼帘的便是端端正正的毛笔小楷。那字迹，一望而知出自“结一阁”主人笔下。
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批手稿乃是“家珍”。这些“家珍”，历尽桑沧，今日才重见天日：
“结一阁”的主人，便是我的岳父杨悌先生。杨家乃温州市平阳县张家堡（现属苍南县）名门，世代业儒。我曾去过杨家祖屋，竟有十八个院子、二百三十八间房子，如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一般。在杨家祖屋大门前，不仅尚有石狮，而且还有当年升挂大旗的旗杆石座。
岳父又名慕侗，字子恺。历史学家，书法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渡日本。宣统庚戍（1910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同年归国后，得法政科举人。曾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以及浙江临安县知县、上虞县知县、萧山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他厌倦官场迎来送往，逢场作戏，更厌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三十年代卸官后，杜门读书。家中藏书极丰。他研究史籍，埋头著述，写下上百种专著。内中，《通鉴事纬》一书，花费心血最多。他反复研读家中所藏宋版《资治通鉴》，在书的天头密密麻麻写下诸多批注，然后以史事为经、以年代为纬，写下《通鉴事纬》。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四O三年）至东晋元熙元年（即公元四一九年），共八百二十二年的史事……
岳父这批手稿，除极少数为他人所作的序、跋曾发表之外，均未出版过。四十年代末，他中风之后，自知余日不多，便把文稿誊清编集，分卷装订成册。1951年3月他去世之后，岳母伍鸣凤除了把部分文稿存放在温州家中之外，还把一批文稿装箱，从温州运往平阳舅父家存放。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2）
随着“*”的逼近，形势日益紧张。在“四清”运动中，岳母已经预感到这批文稿放在家中极不安全。1965年春节，趁内兄从浙江海盐县回温州过年，岳母与他商量，决定将文稿捐献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据内兄回忆，他当时去平阳舅父家，舅父关上大门，然后让他爬上阁楼，拖下两只沉甸甸的紫红色木箱。内中，除了岳父大批文稿、日记之外，还有孙中山先生写给岳父的亲笔信、岳父的举人黄榜等等。他把这些“家珍”带回海盐县。
1965年3月12日，内兄把岳父部分文稿从海盐挂号寄往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星期后──3月19日，岳母从温州把岳父文稿二十五卷也挂号寄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岳母和内兄当时的决定，今日看来是很有见地的：一年多之后，“*”狂飚骤起，“大革文化命”，岳母家和内兄家都遭到“彻底”大抄家。这批文稿倘若落到“红卫兵”手中，会被作为“四旧”，用“铁扫帚”扫进垃圾堆。孙中山写给岳父的信等，内兄以为比文稿更重要，没有寄出，留在身边，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不知下落。就连他把文稿挂号寄出时的挂号存单、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到后寄来的收据，也被抄走，无从寻觅。岳母连性命都保不住，在“*”中经不住苦风凄雨，含冤而逝……
终于雨过天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家乡陆陆续续找到岳父所写的对联、匾额，在南雁荡山找到他写的“上山亭”等大字。岳父擅长书法，自十三岁起便给乡亲写大字，晚年更以写字为生，所以在当地找他的字不难。我的亲友游寿澄先生这样评价他的书法：“ 渊源颜平原，脱胎苏轼，兼攻二王，旁及郑文公，遒劲峻逸，凝重老辣，自成一体，遐迩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寸缣尺楮，人皆宝之。”他也因此有了“书法家”之称。在新编的《平阳县志》和《苍南县志》里，或收入他的书法作品，或作为书法家介绍。
其实，他并非只是书法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文稿不知去向，这历史学家也就成了空话。我以笔耕为业，深知写作的艰辛，字字皆心血。所以，对于岳父倾注了毕生精力的遗稿，当然格外珍视，何况他的著作颇有学术价值，也是国家的文化遗产。
作为亲属，理所当然关注着那批文稿的命运。经过向内兄及舅舅打听，得知这批文稿，保存在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1985年10月29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请他们代为寻找。11月29日，该部回函，称“由于时间久远，几易其人，情况不明”。他们要求出示当年的收据，便于寻找。但是，落在“造反派”手中的东西，找起来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给海盐县发去的信，久久无回音。这样，寻找工作也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西子湖畔寻回珍贵手稿（3）
从1989年起，内兄也曾托人在杭州寻找这批文稿，依然如同泥牛入海，无音无讯。
1997年12月，温州苍南龙港隆重纪念当地文化先贤刘绍宽先生。刘先生是岳父的亲家。我应邀担任了纪念会的副会长，并与妻一起回乡出席了纪念大会。刘先生的大量诗文、日记，因保存在温州图书馆，一一俱在。很多亲友为岳父的著作荡然无存而抱憾。这勾起我再度寻找岳父文稿的念头。
也真巧，我回到上海不久，内兄自美国来沪。于是，花了一个晚上，我请他详细回忆当年从老家取文稿以及寄文稿的全过程，并把他的谈话录音。我请他回忆文稿书名，因为有了书名更容易查找。他只记得是研究《资治通鉴》的书，记不清楚具体书名了。倒是妻记起，岳母对她说过叫《通鉴‘事选’》。“事选”是平阳话音。根据“选”音，我推测是“纬”字，书名应为《通鉴事纬》。在内兄离沪后，1998年1月4日，我给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寻找杨悌（子恺）文稿《通鉴事纬》。信寄出后，我真担心，这一回别跟十二年前一样“情况不明”……
意想不到，一星期之后的傍晚，当我外出回家，便收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信。急急拆开，蹦入眼帘的第一句话便是：“很庆幸地告诉先生，先生岳父杨子恺的《通鉴事纬》现已被查到，此书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善本书一同尊藏於孤山之巅的善本书库──青白山居！”
我喜出望外，当即大声地喊妻过来一起看信。信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徐永明先生写来的，文稿是他找到的。看罢徐先生的信，我马上拨通家乡好多亲友的电话，把这一喜讯马上告诉他们。电话打到哪家，哪家就“欢呼”起来！
此后几天，我与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谷辉之以及徐永明先生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经过电话商讨，决定请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把岳父的文稿全部复印一份。复印毕，我和妻将专程前往迎取。
由于文稿甚多，复印了几天，这才印毕。1998年1月21日，我和妻赶往杭州，这才知道寻找手稿的曲折过程：
岳父的文稿，原本是用绳子捆成一捆，堆放在孤山脚下的书库里。那里的古书、文稿很多，堆放杂乱，所以部分文稿在那里遭到虫蛀。在1985年查找时，当然“情况不明”，很难查到。后来，经过清理，在文稿内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写的一张书目清单，断定这些文稿有学术价值。另外，清单上还标明的一句作者介绍：“杨悌（子恺），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凭这句话，也判定文稿有一定水平。这样，这堆文稿“升级”，送入山顶上的杨虎别墅──“青白山居”，与林则徐、马一浮、张宗祥等名人手稿放在一起，再也不受蛀虫的欺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