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书信不像文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手头留有剪报，也就保存下来了；书信则是寄给别人，并不发表。信寄出之后，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收信人看完信，常常一丢了之。尤其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信，几乎很难寻找。所以，书信最易散失。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给你──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 《傅雷家书》所收的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信，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红卫兵们的“铁扫帚”无法企及，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编出了《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我帮她编成了一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韩菁清书信选集，分别在上海和台湾出版。
珍贵的名人书信库（2）
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内中也包括书信。我的信件甚多，最多时一天收到二、三十封信。我所写的信，当在万件以上。然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能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
“*”后的书信，倒是保存了一部分。这是因为当时我写文章、写书，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我也就养成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所以在写信时，凡是以为重要的信件，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样，也就保存了不少书信。
2001年，现代出版社要出版朱家雄先生主编的《北大情书选》，向我约稿。我找出写给妻子的几十封信。妻把信输入电脑，顺利地完成了约稿。这些信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脚印，倒是别具一格。
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信件也用电脑写。尽管朋友们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我仍“我行我素”。用电脑写信，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底稿”。
这样，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我遴选了若干有发表价值的书信，收入文集。通过这些书信，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经过。
这次经过整理，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如陈望道、冰心、韩素音、柯灵、秦牧、徐迟、华罗庚、苏步青、戴厚英、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内中，高士其以及傅雷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封之多。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中，最可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写给我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举行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时候，由于找不到陈望道先生的手稿，就从我这里借去陈望道先生的信，作为展品。
我把收到的作家信件放入专用文件夹收藏，成为我的书房中的藏品之一。除了作家书信之外，我还保存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苏步青、谈家桢、陈中伟等写给我的信，也保存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乒乓名将庄则栋等写给我的信。此外，美国著名作家海因来因、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克拉克、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等的许多英文信件，也是我的珍贵藏品。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次编选书信集却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有着天壤之别。
这几年，由于E…Mail的普遍使用，使电子书信时兴起来。不过，E…Ma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韵味”。尽管如此，我仍在电脑中保存来来往往的电子书信，每年汇总成一个电子文档。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1）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深切体会到在创作中运用档案的重要性。于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很注意收集档案，复制档案。日积月累，我的书房里储存了诸多档案。差不多每完成一部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就积累了一批档案。这样，我的书房里，拥有一个“档案库”。
例如，我家有着傅雷死亡档案的完整的珍贵复印件。
那是1986年初，我把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就在《报告文学》杂志准备发表的时候，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了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故，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1966年9月3日上午八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2）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傅雷家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3）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译成日文发表。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档案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 。
我和各档案馆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