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奔先生感慨万千，在信中说起了往事：
“编副刊时，原想在温州能发掘些写作人材，培养出一支文艺新军，可是事与愿违，来稿寥寥，使我感到十分寂寞。收到你的诗稿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同时又因为自己也在你这年龄时有两篇文章被上海某书局收入范文集子，结果不但没有收到原书和稿费，而且连一封信也没有。这很伤了我的心。所以在自己干这工作时，就发愿不使自己愧疚，不使作者生气。对来稿只要略有可取之处，都立即给作者写了回信，让我安心并得到鼓舞。……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
巧真巧，原来杨奔先生也是在十一岁时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那位编辑不负责任的作风，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种切身的痛楚，又从反面成了他对我的关心的动力。
杨奔先生在信中，还直言不讳地提醒我：
“高尔基的《*。契诃夫》中记有契诃夫对当时艺苑的感叹：许多人略有成就便沾沾自喜而告终。鲁迅也说过：人没有被骂杀的，只有被捧杀的。你千万要警惕人家一片喝采声，它很易成为昏眩的毒药。”
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198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长子一起回到故乡温州，我们渡过三条江，赶到苍南县龙港镇。我终于见到了杨奔老师。老编辑和当年的小作者见面，喜悦异常。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心里既喜悦又谨慎，
嘴里哼着刚学会的催眠歌。
孩子随着绵绵的歌声熟睡了，
扁平的鼻子上渗着汗珠。
“他在做什么梦呀？
啊！一定是梦见自己也在修水库。”
正在替大伙煮饭的老大娘，
望着她不住地啧啧点头：
“这那里像大学生哪？
简直是好样的保姆。”
1958年，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跟随地质队在湖南跋山涉水。一路走，一路写，一百天内我写了四十六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发表在当时湖南报刊和《湖南文学》上。
在湖南邵阳，有一位青年爱唱山歌。他唱，我记，收集了许多湖南民歌。迄今，我还能唱出湖南山歌：
今年哎，
我将一十七啷呵，
收拾打扮去看戏，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情郎我的哥，
做一点小生意啷呵……
我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把我收集到的湖南民歌和自己写的许多小诗，编成一本诗集，书名叫《湖南民歌选》，在1959年初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退稿是必然的。但是，编辑在回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算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湖南民歌选》是我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迄今仍珍藏着这第一本书的手稿。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敢”于写书，其实是受了北京大学学生写书的热潮影响。
始作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在1958年“大跃进”中，“敢想敢干”，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得以出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产生很大的震动。
于是，化学系的学生们也不甘示弱，组织编写《稀有元素化学》一书。我也参加了编写，写了关于钍的一章。尽管这本学生们所写的《稀有元素化学》一书由于质量太差，未能出版，但是毕竟使我经受了一次写作锻炼。
接着，在1959年，我写出了《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这本书，严格地说，我只是编写而已。当时，我看了许多科学杂志，对诸多科学珍闻发生兴趣，内中不少是当时科学的最新成就，加以摘写，编写成了这本《科学珍闻三百条》。
我把《科学珍闻三百条》投寄给河北人民出版社，又遭到退稿。
不过，编写《科学珍闻三百条》如同“无心插柳”，倒是为我在1961年创作科幻小说《小灵通奇遇记》（即《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作了准备，这是后话。
凡事有三：
第一本书《湖南民歌选》，我只是收集，只是编（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作的），被退稿；
第二本书《科学珍闻三百条》，我也只是收集，只是编写，被退稿；
吸取了前两本书失败的教训，在1959年，我写出了第三本书《碳的一家》。这本书不是编，也不是编写，而是我创作的作品，所写的又正是我自己的化学专业。这本书成功了，顺利得以出版，成为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实现了“0的突破”。
第一本书的故事（1）
1996年12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读者詹祥林先生的《真想叶永烈重操旧业》一文。他在文章中说：
与许多爱读书的人不一样，我很早的时候──从初中开始，就不大读小说而对科普书籍感兴趣了。
我读小学时，正是书荒年代，使我开始喜欢上科普读物，是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但书中讲的道理又由不得你不相信。它说，金刚石、石墨、煤炭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无论高贵至尊的金刚石，还是廉价低贱的石墨煤炭，它们的“血统”都一样，其基本成分是一样的。为什么性质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晶体结构不相同。比方，金刚石的碳原子是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构成了一种坚实的、彼此联结的空间网状晶体。而石墨的晶体是层状结构，在每一层内，碳原子排列成六边形，一个个六边形排列成平面的网状结构，因片层之间容易滑动，故石墨质软。经过一定的高温高压，普通的碳便能变成珍贵的金刚石。
这本书不仅诱发了我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还影响了我以后的爱好。读高中时化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课，甚至还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
后来这本书被人借走并弄丢了，我感到很惋惜很心痛，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作者。
1976年，我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我顿感亲切和激动，拿出来一看，果然是那本朝思暮想的书！从此，我不但知道了书名，而且知道了它的作者叫叶永烈，并知道叶先生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居上海，是专门从事科普创作的名家，是继高士其之后中国有名的科普高手，六十年代就驰名中国。总之，叶先生成了我的偶像，我的崇拜者和指路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后，叶先生鲜有科普作品发表，多见的是他写的人物传记和纪实作品。叶先生已改行了！我很遗憾，中国并不缺写家，然而极缺既具有深厚专业功底又会写作的科普作家。去年中国科协开大会时发出呼吁，要科学家们拿起笔来写科普作品，教育和影响青少年们爱科学、学科学。这是时代的呼唤呀！我真想叶先生重操旧业。
詹林祥先生在文章中提及的《碳的一家》，是我平生第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1959年写的，当时我十九岁。
这本书的初版本，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只有四万字，是一本小册子。丁深、刘开申等绘图，张之凡装帧，责任编辑为曹燕芳。初版印了两万册。詹林祥先生最初读到的“一本脱了封面烂了边角发了黄的薄书”，“这本书说，金刚石是由软绵绵的石墨变来的，这真是太神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这本“薄书”就是《碳的一家》1960年的初版本。
第一本书的故事（2）
在“*”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第二版，字数增加到九万。第二版印了二十万册。詹林祥先生“1976年，在一个小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紫色封面的书，上面写着《碳的一家》”，便是《碳的一家》的第二版本。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碳的一家》蒙文版，译者为那木拉、巴达玛苏荣。
在1987年9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第三版，字数增加到十三万。
这本小书居然“诱发”了詹先生“对科普读物的兴趣”，而且“甚至还确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大学时学化学，工作时教化学，直至一生。”一本小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作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