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护意识’也在加强！” 。 想看书来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3）
另外还有盗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青秘传》，盗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权力的游戏——毛泽东与*交往秘录》……光是叶永烈自己收集到的《江青传》一书的不同盗版本，就有九种之多（引者注：这是2001年的统计数字）。如今盗版商又玩新花样，搞起冒名本，既严重侵犯了作者的名誉权，也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叶永烈提醒读者对盗版书、冒牌书要仔细鉴别，从印刷质量和条形码上，应该能够识别真伪。
当时，我猜测不法书商可能会推出“叶永烈著”的“黑色三部曲”，果真，在发现了冒名伪书《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之后，我又相继在上海的书摊上买到另两种冒名本，书名为《三个名星与赖昌星在红楼里的日日夜夜》以及《赖昌星的幕僚》，标明“叶永烈著”，“中国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其中一本书连书名都印错，把“明星”印成“名星”。还有，出版社的名字也印错，中国只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并无“中国文献出版社”。
我注意到，2003年7月号香港《争鸣》第三十七页及《动向》2003年7月号第七十八页，刊登关于冯治军先生的《毛泽东系列书》的介绍，内中写及：
《*与毛泽东》、《*与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与毛泽东》，冯治军著，皇福图书出版，被中国多家出版社以“叶永烈著”之名大肆盗版翻印，害得叶氏不得不公开向传媒澄清自己的清白，为出版界之罕见。
作为当事人，读了以上的文字，深为感慨：一是我在中国大陆对传媒所作的澄清，已经被香港媒体所知，被原作者冯治军先生、原出版社皇福图书出版公司所知；二是香港杂志也为此又作了明确的澄清。
记得，在2000年6月，我的文友林勇先生从温州龙港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刚刚买到我写的《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书。他也很惊讶：“封面上明明印着‘叶永烈文集’呀！”我马上请他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一看，那是以远方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冒名本，封面上还标着“国内首次出版字样”。
看了《毛泽东与*》一书的内容之后，我马上断定，这是把香港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冒用我的名义出版。因为我在香港曾经买到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我当即拿出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与这本冒名本《毛泽东与*》相对比，内容完全一样，就连错别字也照错！比如，原书内容提要第一句话：“《*与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有神密色彩的政治‘禁区’。”冒名本上也照印“神密色彩”这样的错别字。这清楚表明，不法书商确实是用冯治军先生的《*与毛泽东》一书翻版、加上我的名义印行的。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4）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通知我的律师富敏荣先生，请他立即发表声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系冒名本，并非“叶永烈文集”。另外，富敏荣律师还致函内蒙古远方出版社，询问该社是否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不久，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回函，告知该社从未出版过《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书。这表明，不法书商不仅冒用我的名义，而且还冒用远方出版社的名义。
此后不久，我的另一位上海文友吴基民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到医院看望他住院的姐姐，见到姐姐手中拿着“叶永烈新著”《毛泽东与周恩来》。我明白，这又是一本冒名本。只是我希望得到这本“叶永烈新著”时，他再次去医院，他姐姐手中的书被人借走了。
我细细找寻这本“叶永烈新著”，终于在上海文庙附近的小书摊买到。这本冒名本也是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印行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相似，看得出是同一个书商做的。
我发现，做这种违法生意的中国大陆书商，其实颇有头脑。他们把冯治军先生的这套作品冠以我的名字，而不冠以别的作家的名字，因为我写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给读者一种错觉，仿佛《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毛泽东与蒋介石》是同一系列的书。至于用“叶永烈文集”的名义，则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在分批出版“叶永烈文集”，同样给读者错觉，以为这也是“叶永烈文集”中的一部分。
据香港皇福图书公司告知，《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三书除了在中国大陆有大三十二开本的冒名盗版本之外，他们在广东、福建一带还发现十六开本盗版本，同样以我的名义印行。这样的冒名盗版本在中国大陆大量发行，给冯治军先生以及皇福图书公司带来极大的损害。不少读者致电皇福图书公司，质疑《毛泽东与*》、《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到底是叶永烈写的还是冯治军写的？
2007年10月25日，香港作家冯治军一家来上海的时候，特地到我家探望。彼此都一致谴责不法书商的恶劣行径，而我们却因此建立了创作友谊。
在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之后，一大批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关于*十六大的“新著”出版了，内中有《新任总理*》、《中南海新领袖》、《高层机要秘事》、《新政坛风云榜》等等。值得提到的是，《新任总理*》、《新人物春秋》、《新高层机要秘事》这三本书，封面上印着“新疆人民出版社”，而版权页上却印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另外，所谓“东方文艺出版社”、“新潮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等，都是凭空虚拟的。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5）
2003年5月，著名漫画家缪印堂先生在北京发现我的新著的一种盗版本，内中收入不是我写的《*传奇》一书。一位大连的读者尚金州先生给我寄来以叶永烈名义出版的上下卷《毛泽东一生家世》，七十六万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
2003年10月23日，一百零六岁的宋美龄女士在纽约去世。半个多月后，就在离我家一百米的公共汽车站，我买到了一本书名为《复活蒋介石》的书，封面上印着“蒋宋美龄盖棺未论定”，还赫然印着“叶永烈著”！
2004年8月，我的在台湾工作的儿子忽然在电话中问我：“听朋友说，你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不宣而战》，是写解放军攻打台湾……”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长篇小说。
不久，就在上海闹市中心，见到一个戴着塑料头盔的小伙子打开摩托车储物箱的盖子，箱子里装满盗版书，正在“热卖”。就在这摩托车上，我见到署名叶永烈的《不宣而战》。按照“惯例”，不论封底上标价多少，这样的盗版书总是十元钱一本。我刚买下《不宣而战》，又见到另一本署名叶永烈的《北京战争》，当即又买了一本。
这本《不宣而战》四十五万字，是以“中国国防出版社”名义在2004年4月出版的。这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共二十四章，描写台湾的“总统”于2007年在台湾佳山要塞阅兵时遭遇兵变，被刺身亡。继任的民进党“总统”变本加厉推行*，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宣而战”，一举攻下台湾……
那本《北京战争》，居然也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冒用解放军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也是四十多万字，分十四章。这部小说写的是2013年至2015年的中国政局，写*高层的尖锐斗争以及*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
冒名出版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厉害。就内容而言，已经从最初拼拼凑凑的《杨钰莹红楼醉高官》，发展到推出完整的长篇政治幻想小说“新作”。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包括策划、编辑、排版、印刷、运输、销售的秘密的黑书集团。他们的*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正因为这样，他们出版一种黑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地摊上。一支支“城市游击队”纷纷出动，把成千上万册黑书销售一空。
为了反击盗版与冒名伪书，富敏荣律师在2002年选择了“3·15”前夕，在上海举行了“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研讨会”。研讨会在上海电视台举行。我带去了各种各样的盗版本、冒名书，进行现场展览，铺满两张乒乓球桌。这次理论研讨会，对冒名出版进行了一致的声讨，并指出“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应负的法律责任。由于此前从未就“假冒他人名义出版著作的法律责任”举行过研讨会，所以这次研讨会的反响颇为强烈，诸多新闻媒体加以报道。
除了发现诸多冒用我的名字出版的伪书之外，令我惊讶的是，还出现了冒用我的名字的“伪手稿”！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报道《“伪手稿”惊现网络》：
本报讯 （记者 王洪波）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致书本报记者，声明日前在网上进行拍卖的叶永烈手稿实乃伪造，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叶永烈告诉记者，8月30日，他接到作家陈村打来的电话，说是“孔夫子旧书网” 上在拍卖叶永烈手稿，还附有手稿照片。叶永烈感到很惊讶。从1992年起，他就改用电脑写作，从此没有手稿。网上拍卖其手稿，势必是早年的作品。叶永烈赶紧按照陈村提供的线索上网查找，果真发现网上在拍卖标明为叶永烈手稿的《毛岸英之死》。叶永烈说，他虽然曾经多次采访过毛岸英的妻子、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但是并未写过《毛岸英之死》。幸好网上附有手稿的照片。一看，那是3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而他从来不用这种稿纸。放大手稿之后，看清那些字根本不是自己的手迹。再一看，在标题《毛岸英之死》下面，写着另一位作者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叶永烈”三字——这三个字也不是叶永烈的手迹！网上还有对这一伪造的手稿的评论：“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叶永烈随即给陈村发了E…mail，告诉他那不是自己的手稿。陈村很快就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声明：“叶永烈先生称这手稿是伪造的！”叶永烈也在这一网页上留言：“我查看之后，发现这根本不是我的手稿，是冒名的！我从未写过《毛岸英之死》。手稿的笔迹也不是我的。”不过，在声明发出之前，那份伪造的叶永烈手稿经几位买家角逐，已经成交。
叶永烈告诉记者：“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仅限于我自己买到的，已经多达40多种，似乎‘司空见惯’了。然而，冒用我的名义的伪手稿，则是头一回发现。”叶永烈说：“往日只听说画家的画稿有赝品，如今作伪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作家手稿。”叶永烈希望借本报提醒喜欢在旧货市场上淘作家手稿的朋友：当心伪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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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频频光临（1）
作家和演员是两种全然不同的职业，即便是我的作品被搬上屏幕，也用不着我在屏幕上抛头露脸，更用不着我去讲话。可是，眼下电视台流行对话节目、专访节目，不断把我也推上了屏幕。
说实在的，我的职业是往日伏案写作，每日面对电脑，总是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工作。我并非那种口齿伶俐的人。记得即便在上大学时，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也还有点儿紧张。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在小县城里给学员们上课。我原来准备讲一小时的，一上台，好紧张，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光了，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
幸亏，在结束那十年苦难的日子之后，我被推上讲坛，作各式各样的报告，使我渐渐练出了面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也正因为有那么一点演讲经验，这样，我被推上屏幕，也就不那么紧张，不至于像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那样。
电视台的“热门话题”也真多，导演们找我谈五花八门的话题：从谈谈我的创作、签名售书，到谈毛泽东、毛岸英、*、陈云直至“*”、“四人帮”、“样板戏”、《海瑞罢官》；从国际汽车展，展望新世纪，使用电脑的体会，到中国乒乓“让球”的历史，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史，彭加木失踪之谜……都是“谈谈”，都得“开口”。
我的访谈节目，大部分是在电视台的录像棚里拍摄的。我曾经多次专程飞往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电视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北京摄影棚拍摄访谈节目。在北京我先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董浩、鞠萍、周倜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鲁豫、胡一虎、黄健翔的专访。我也曾接受河北、辽宁、广西、甘肃、浙江、天津、哈尔滨、大连、山东、新疆、四川等等诸多省市电视台的专访，其中最多的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和我故乡温州电视台的采访。河北卫视先后就我的作品《追寻历史真相》、《“红色三部曲”》和《*改变中国》制作了三期访谈节目。我还曾接受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台湾凌峰的专访。
但是，也有一些电视台以为书房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环境，所以也就把灯光和摄像机搬进了我的书房。
书房原本是我安安静静读书、写书的地方，然而不时有媒体记者光临，于是书房也就热闹起来。特别是电视台摄制组的光临，亮起耀眼的灯光，书房也就不再平静。
一次次在书房里的电视访谈，把我的书房搬上了银屏。其中特别是几个关于我的书房的专题节目，形象地记录了我的不同时代的书房
最早在我家进行拍摄是1978年，那时候我还住在简陋的斗室之中。1978年1月14日，《文汇报》在第四版以大半版篇幅推出关于我的报道，引起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的注意，率摄制组前来拍摄了半小时的专题片。
媒体频频光临（2）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录像机。我是在隔壁邻居家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看了上海电视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