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钱学森秘书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上级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乘越野车长途奔驰，进入马兰核基地。我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而隔壁的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原来，他们为了回避记者们的追访，不住乌鲁木齐，而是来到马兰核基地，恰恰被我“一网打尽”！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3）
我在马兰核基地详细采访了彭加木亲属。然后乘军用飞机前往“720基地”军用机场，再从那里乘一架苏制“米…6”直升飞机飞往罗布泊——因为彭加木失踪处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是一片荒漠，没有机场，所以只能乘坐直升飞机飞往那里。
沿途没有看到一个有水的湖泊。河道倒是常可看见，但是全都干涸了，没有一滴水。偶尔在两山之间的夹沟里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绿斑。飞机飞越过罗布泊上空，绿斑消失了。据说，十多年前，那里还湖水澹澹，像块蓝宝石。如今，“泊”已名存实亡，不见半滴水，唯见白茫茫的盐碱、鱼鳞般的盐壳。罗布泊看上去是一片米灰色。在这里，寸草不生，连寥若晨星的骆驼刺也无影无踪。
直升飞机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离罗布泊不远的库木库都克。我以为库木库都克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在蒙语中，“库都克”即“井”的意思，“库木库都克”即“沙井”。不过，库木库都克所谓的“井”，只不过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而已！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来说，有“库都克”——“井”，就能维持生命。彭加木“往东去找水井”，也就是找“库都克”。他是为寻找“库都克”而失踪而献身的。
直升飞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飞舞的黄沙。我看见一大群绿衣战士冲进“黄旋风”。飞机刚刚停稳，战士们就争着上来卸货了。
时值中午，我刚刚走出机舱，差一点被扑面而来的热浪所掀倒。我的双脚像踩在滚烫的糖炒粟子的锅子里，我的头上是火炉一般的骄阳，我的鼻子吸着热烘烘的空气。
我朝帐篷走去。战士们让我坐在驼毛毡上休息。不料，帐篷里象蒸笼一般，比外边更热，新来乍到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驼毛毡通常是用来防寒的，而在这热浪滚滚的库木库都克却用来隔热。我和搜索队员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
沙漠里没有水。我曾试着把沙扒开一米来深，也不见半滴水。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里喝的水，是用大卡车从“720基地”运来的。水是装在装汽油的那种大铁桶里。汽车在沙海中前进，颠颠簸簸，铁桶在车上左右晃摇，桶里的水成了黄褐色的“酱油”，还带有浓烈的汽油味儿。然而，在库木库都克，只要能够喝到这种水，我也如同饮甘露似的，得到莫大的快慰。用这样的水做饭，那饭也是黄褐色的，而且一口米饭一口沙。
我刚到，搜索队长就向我宣布了纪律：不准用水洗脸，不准用水洗脚、洗衣服。除了饮水之外，水不准他用。因为这里没有水，水要从几百公里之外运来！就这样，脸脏了，用干毛巾擦擦；脚臭了，光着脚在沙地里走走；衣服脏了，臭了——由它去！ 。 想看书来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4）
沙漠里是如此炎热：最高地表温度达60℃左右，气温高达50℃左右。我曾把一小段蜡烛放在沙漠上，没一会儿，蜡烛就熔化了。据炊事员告诉我，把鸡蛋放在沙中，一个小时就熟了。这时，我的嘴唇经常感到干硬，脚后跟皮肤皲裂了。水壶，成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甚至在睡觉时也把水壶放在枕边，渴了就得喝几口。很奇怪，尽管喝水量比平时大得多，却很少小便，因为水分大部分透过皮肤蒸发了。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伤害。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还采访了许多彭加木的同事以及搜索指挥员……
经过实地采访，当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写出《彭加木传奇》一书，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意想不到，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五行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宣称彭加木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餐馆里！这下子，彭加木变成了“敏感人物”，我的《彭加木传奇》一书在报审时，有关部门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是“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后来，这本书再三删节，仍无法出版。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准备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这本书在我的书房里“雪藏”了二十六个春秋。已经被人们淡忘的彭加木，由于2006年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经过媒体广泛传播，使彭加木再度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热点人物。
我记起二十六年前写的《彭加木传奇》，进行了大修改，补充了十多万字，写成长篇纪实文学《追寻彭加木》一书，
一部“雪藏”了二十六年的书，在新疆全国书市上亮相之后，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5）
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我在1961年写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被出版社退稿。“雪藏”了十七个春秋，在1978年出版，一下子就印了三百万册！
这似乎印证了“酒越陈越香”这句话，尽管这样的“雪藏”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查清密探的来历
1921年7月30日晚上，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的时候，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男子。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意识到来者不善，一拍桌子，立即决定散会。
那幢石库门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李书城在此居住。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那天，代表们按照马林的紧急决定刚刚散去，那个陌生男子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这表明马林当机立断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陌生人确实是密探。
翌日，会议转到浙江嘉兴东湖举行。*“一大”在东湖的游船上顺利闭幕。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查找：那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
当时，出席*“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之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据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由于没有详细的线索，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查清这个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我在创作“红色三部曲”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查清了这一历史谜案。我的查证，得到了许多*党史专家们的认可。
“红色三部曲”总共150万字，是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红色历程。“红色三部曲”由三部长篇组成，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套“红色三部曲”在大陆、香港、台湾分别出版，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用三句话，概括“红色三部曲”中三部长篇的主题：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txt小说上传分享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6）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我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程，内中就涉及那个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呢？
经过查证，是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来华时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正是因为马林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中叔皇问他：“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薛耕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在薛耕莘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耕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精通了中英法三国语言。
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