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 第1部分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1）
马可·波罗的谜团
　　西方书写中国的历史，基本认定是从马可·波罗开始的。虽然那时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不止马可·波罗一人，著有行纪的也不独独是他，但就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而言，马可·波罗的游记并无对手。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读起来，绝非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甚至会觉得如读天书。这其实怪不得译者，因为原作混乱，要一一还原成有意义的中文，实在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可·波罗的游记之所以混乱频频，首先是因为他文化不高。他十七岁即随父出外经商，终日在外忙碌，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学术培训，因此，他通文墨应该不成问题，多学识则未必。以其有限之学识，来到一个文化迥异、制度远别的国度，要弄清原委，评析得鞭辟入里，委实难以胜任。
　　其次，他虽然入华十七年，但一个简单推断，便可知他不懂汉语。他的游记，通篇称中国为“契丹”（拉丁文为Chataja，译成英文为Cathay，近代的中国人将其音译为“国泰”）。那是辽金元朝时，内陆西域一带对中国的称呼，相信蒙古人也通用，但汉人是绝不会使用这个名词的。若马可·波罗学过汉语，第一要接触的，便是汉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无论是称“中国”、还是“中华”、“华夏”、“大宋”、“大元”，总有一说。但通观全书，他对“中国”的汉语称谓，从来不提。再者，他在游记中，对中国的书法、中医、筷子和茶叶同样只字未提，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可见他以色目商人的身份，与当时的汉人社会，几乎彻底隔绝，这进一步证明，他是不可能掌握汉语的。
　　诸多专家也推断，马可·波罗并未掌握汉文。邵循正教授在《语言与历史——附论的史料价值》（载《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一辑）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戈尔迭（H。　Cordier）也认为马可·波罗不懂汉文汉语。杨志玖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可能通蒙古语、波斯语、*语和突厥语，而不懂汉语。
　　既然马可·波罗学识浅薄，又完全不谙汉语文，要他弄清中国的政体架构、职官系统、行政区划、文化传承、社会心态、语言人文，便是苛求了。就好比一个不懂英语的广东华侨，即便在美国一呆十数年，也随别人全美迁徙过，但要他事后写一本美国通论，说清该国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法制，估计也是勉为其难。因此，虽然马可·波罗行程纵贯中国，但他对行经路线的描述，地理学是无法解释通的。他提到的中国许多地名，也让史地专家们摸不着头脑，至今犯愁。他谈论的人，历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翻遍各种正史和野史，试图对上号。好不容易有个收获，往往还张冠李戴，比如误将马可·波罗当成了元代枢密副使孛罗，便是一例。
　　马可·波罗的另一个致命伤在于，他对过往近三十年生活的讲述，凭借的只是大脑的记忆。而事实早已证明，人脑作为史实的储存体，是最靠不住的。从现有资料看，马可·波罗不曾像利玛窦那样，有勤写日记的习惯。那么，以他隔阂的语言、有限的学识，如何能仅凭印象，就把一个疆域辽阔的陌生大国，从时间和空间上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讲述，若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反倒出奇了。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2）
马可·波罗的局限，还在于他那常人的虚荣心。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故国，被万人崇拜过，最后却成了阶下囚，打在牢狱里，唯一的听众，是同囚的文人鲁思梯谦。这种时候，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支撑起一点生的希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他的讲述，自然会添油加醋，穿凿附会，甚至无中生有。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尚未来临，中国是个遥不可及的幻影，吹再大的牛，也不必担心被人戳破。他何曾料到，不出几个世纪，他的书就被无数专家拿着放大镜逐字核实。若有先见之明，则他的叙述，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是假鲁思梯谦之手写成的。执笔者对讲述的内容作编排、增删、修饰，乃是一种本能。而鲁思梯谦从未踏足过中国，他的加工，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以上种种，造成《马可·波罗游记》偏离了纯纪实的轨道，让人对其真实性疑虑重重。比如，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自称向蒙古军献计，制造投石机，攻陷了久攻不下的襄阳城，却被人算出，襄阳沦陷时，他们一行尚未到达中国。这便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例子。而最致命的是，他自称曾在扬州当官，但中国史籍里，没有他的半条记载，可见他对自身在华地位的论述，基本是不实之词。但这些疑点，以上的解释都能解答。
　　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学界普遍同意，尽管《马可·波罗游记》疑点重重，但他到过中国，应该是成立的。而存疑的地方，正好让专家们永远有事可做，可不断地考证下去。
　　确定了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性，便要大致交待一下《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了。据该书介绍，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东方。到达元上都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后来，马可·波罗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借机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7年转眼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1年春，他与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波斯成婚。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他们从泉州离境，走海路西返。1295年末，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东方带回大量奇珍异宝，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狱友、作家鲁思梯谦，对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鲁思梯谦的原稿已佚，后人推测它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的最早抄本是塞拉达拉丁文抄本，藏于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
　　在涉华的大众读物中，《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最为芜杂，书名也五花八门。它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从完稿到首次印刷出版，经历了一百八十年左右。其间经各种文字传抄传译，抄本的种类呈百花齐放之势。根据欧洲古旧书行业的统计，目前存世的《马可·波罗游记》写本，便有130多种。以后出现的印刷版，也因采用的底本不同，延续了五花八门的格局。马可·波罗的原始叙述，好比从菜场买来的原料，经不同厨师之手，添加不同佐料，以各种方式烹制，做出一道道色香味各异的菜肴。

第一章　撩开中华帝国面纱（3）
但是，对《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流变的研究，已大大超出笔者的能力。本书只介绍市场尚在流通的个别古老印刷版，供读者收藏时参考。
　　最早的印刷版《马可·波罗游记》，是德文方言版，1477年才在德国纽伦堡出现。1483/4年，该书出版了拉丁文印刷版；1496年，意大利文印刷版问世，1502年，葡萄牙文印刷版问世，1503年，西班牙文印刷版问世。1556年，法文印刷版问世。
　　这些早期印刷版，主要藏于欧洲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但并未从流通领域绝迹。能否碰上，则要看机遇。
　　《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版，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冯承钧译本，一是福建科技出版社的陈开俊译本，一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梁开智译本。欲了解内容的读者，可参阅这些中文版。但中文版除了民国时张星烺的译本外，当前并未体现收藏价值。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第一版
　　（POLO；　Marco。　La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s　provinces　&　villes　plus　fameuses　de　l　Inde　orientale；　meurs；　loix；　&　coustumes　des　habitants　d　icelles；　me*ement　de　ce　qui　est　soubz　la　domination　du　grand　cham　empereur　des　Tartares。　Par　Marc　Paule　gentilhomme　venetien；　et　nouvellement　reduict　en　vulgairefran　；　pour　Jehan　Longis；　1556。）
　　《马可·波罗游记》的法文印刷版于1556年出第一版，法文译者为Franois　Gruget。第一版只印刷过一次，因是同时替不同的书商印刷，故书上所印的书商名字有别，目前发现有三种，其中一个书商是Jehan　Longis　（即为本书介绍的版本）；另一个书商是　Vincent　Sertenas　（该版本大英图书馆有收藏），还有一个书商是Estienne　Groulleau　（该版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除了书商名字不同外，法文第一版的其他方面均无不同。
　　市场实例
　　目前，该书的Jehan　Longis本有一本在伦敦挂牌求售，但封面是十九世纪翻新过的，用的是英国产的摩洛哥皮，红色，九成品相。标价为65，000英镑。具体请参阅图示。
　　米勒编《马可·波罗游记》的德国拉丁文版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到来，《马可·波罗游记》在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却成了大众猎奇读物，读者群日益壮大，在欧洲风行，并催生了一个靠马可·波罗吃饭的学者群体，一直绵延至今，不见式微。单在十七世纪，欧洲便产生了八个意大利文版，两个拉丁文版及数量不明的德文版、荷兰文版、西班牙文版及英文版等。
　　在林林总总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中，1671年出版于德国的拉丁文版特色鲜明。它分成三部分，头一部分为马可·波罗游记，由德国东方学家安德烈·米勒（Andreas　Müller）编辑。第二部分为十三世纪亚美尼亚王子Hetoum所写的中亚及蒙古游记，第三部分为米勒自著的中国地理及历史研究。三册合装于一个半摩洛哥皮的盒子里，第一册前印有三册的全部书名，第二册及第三册均有单独标题页。
　　该书每册自附索引页。第三册还直接印有中文，后来又贴上了*文等亚洲文字。
　　米勒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之重要性，在于此书实际上开创了马可·波罗学。但米勒所热衷的工作，常常于学术上缺乏意义。他将十四世纪早期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抄本（＇Friar　Francesco＇　Pipino）与1532年贝塞尔出版的版本（NOVUS　ORBIS）合并为一，创造了自己的版本。此举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后者本来就是根据前者而来的。他又根据耶稣会士的发现，研究了马可·波罗书中所说的“契丹”（拉丁文Chataja，即英文Cathay）与“中国”（China）之关系。这种工作基本也是对利玛窦工作的重复。他的贡献，是为该书精心撰写了索引。
　　该书目前有一套在欧洲出售，要价15；000美元。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1）
耶稣会压境
　　西方汉学的发端，最早应追溯到明朝赴华传教士的著述。
　　1575年，罗马天主教会便在中国澳门设了主教。在此前后，天主教各修会，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遣使会、奥斯定会、外方传道会等，纷纷在澳门设立会所，伺机向中国内地派遣传教士。对西方的传教努力，明王朝设置了诸多障碍，但传教士们仍各显神通，努力潜入中国内地，并著书立说，记载所见所闻。
　　这时期的主要涉华著述，计有葡萄牙商人加莱奥特·伯来拉的《中国报道》（Galeote　Pereira；Certain　Reports　of　China）、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路士的《中国志》（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马丁·德·拉达的名著《中国札记》（Martin　de　Rada；　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　Martin　de　Rada；　Provincial　de　la　Orden　des。　A　gustin　en　las　Islas　Filipinas；　su　panero　Fr。　Jeronimo　Marin　y　otros　Soldudos　que　fueron　con　ellos　vieron　y　entendieronen　aquel　Reino）、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集大成之作《中华大帝国史》（Juan　Gonzales　de　Mendoza；Historia　de　las　Cosa*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os　Chinas，　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　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等等。
　　上述涉华著作大多影响深广，其中尤以《中国札记》及《中华大帝国史》为最。但从珍籍收藏角度而言，以上著作的原首版本已是凤毛麟角，即便存世，也大多藏身于博物馆和图书馆里，一般人染手不易。
　　早期涉华著作囿于作者的体验，于权威性方面有所欠缺。著作者中，有些从未到过中国，如门多萨；有些虽然来了，但蜻蜓点水，不能深入中国人生活，其所见所闻难免浮光掠影，以偏概全。这种情况，在耶稣会士大举进入中国后，终有了实质改观。他们中的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等人，都在华滞留数十年之久。他们的著作呕心沥血，为一生经验与探索的结晶，被欧洲人视为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无一不是传世经典。
　　一．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中西交流史上，利玛窦（Matheo　Ricci）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重要性远远超过带有传说色彩的马可·波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