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4）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光绪三十年（1904），他经威海卫的首任英国文职行政长官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力荐，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原始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前往普陀山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大地众生成佛》（Buddhist China）等书，对佛教礼赞备至。
在威海期间，庄士敦因觉得难以施展抱负，而几度想弃政从学，却屡屡受挫。他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功亏一篑。民国七年（1918）的八月底，庄士敦循惯例往内地旅行，十月底来到了上海，不想就此时来运转了。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徐世昌等人想为溥仪选一位师傅，教授英语和欧洲宪政知识，托李鸿章次子李经迈物色。李经迈曾在威海卫避难，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在上海再遇后，自然大力推荐。庄士敦大喜过望，欣然受邀，遂于民国八年（1919）二月从威海离任，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庄士敦就此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入了神秘的中国内宫。西洋人中，在紫禁城里长期生活过的，独他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也别无他人，风头一时盖过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从此名闻天下。英国政府在其离威前，授予他CBE（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溥仪被逐出宫时，庄士敦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压。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于1926年短暂任英国赔款委员会书记，次年便重回威海卫当行政长官。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一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面临离开中国，庄士敦沮丧异常，以致因仆人将衣服装箱时出错，而大发雷霆。
卸任回国后，庄士敦从1931年到193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但上课讲学的工作，于他并不合适。他对溥仪念念不忘，九一八事变后，他借返华处理威海卫遗留问题之机，特地赴津探望溥仪，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一百多字的序言。1935年溥仪在长春出任傀儡皇帝时，他照样去看望，更衷心拥护。
庄士敦向溥仪传播西方文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身为金发碧眼的洋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一口流利官话，欣赏中国公卿贵胄的派头，穿长袍马褂，戴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别号“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因此也爱听人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到中国后，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原是信仰基督教的，来华后兴趣转移到中国佛教，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中华名山宝刹，与高僧法师探讨佛理妙谛，从此不再到教堂作礼拜。光绪二十七年（1901），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5）
庄士敦对儒家思想几乎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在大部分西方人看来，不免有些惊世骇俗。他认为儒家思想绝不应受到攻击，因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是惟一可以把中国人联为一体的纽带。他写道：“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为此，他维护帝制，憎恨民国，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与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他对孙中山及袁世凯的仇恨，绝不亚于清室中任何一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与辜鸿铭是难兄难弟，两人都是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却不顾一切地袒护中国的传统，在忽剌剌大厦将倾的时候，作堂吉诃德式的抵抗。
庄士敦一生未婚。他的晚年，思绪一直沉浸在紫禁城的余晖里，不能自拔。他以版税收入购得一苏格兰小岛艾琳岛（Eilean Righ），给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了“满洲国”的“国旗”，陈列溥仪赏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终日把玩溥仪所赐之物，无心世事。1938年3月6日，庄士敦怀着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64岁。他死后，其骨灰按他生前遗愿洒在艾琳岛及周边，以永远陪伴皇上赐他的物件。
庄士敦汉学功力深厚、深具学者素养。他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与饮茶之道，一生著有《从北京到瓦城》、《大地众生成佛》、《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中国戏剧》等书。但他的传世之作，还属《紫禁城的黄昏》。
一．《紫禁城的黄昏》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34）
该书是庄士敦的*，从戊戌风云写到溥仪出宫。书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后，便轰动了欧洲。之后不久，中文版与日文版也相继推出，庄士敦立时名闻遐迩。
庄士敦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呈献给溥仪皇帝陛下，以纪念十五年之前建立于紫禁城的良好友谊，并谨以此书对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历经这个黄昏和漫漫长夜之后，正在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
《紫禁城的黄昏》再现了清朝的落幕。庄士敦是参与者、旁观者，也是历史风云的记录者。书中出现的人物，除王公贵族，政客军阀外，还有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胡适、顾维钧、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翁同龢、陈宝琛等新旧人物，在帝国残阳中神态各异。
书中对溥仪自然着墨最多，但他身为“帝师”，对学生还是存有误读，比如说溥仪有“诗人气质”。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坦白说，他出于胡闹，曾以“邓炯麟”的化名，抄了一首明诗寄给某小报，居然发表。庄士敦不明就里，便把这首诗录在书里，译成英文，对学生大加称赞。
该书的中文版再版后，《中华读书报》评论说：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6）
“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把自己在华的经历放在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中，从一个谙熟中国文化，继而又身为帝师的外国人的特殊视角，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写下了真实的记录，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审视和思考。
“作者对于慈禧的描述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慈禧被庄士敦描写为一个无知的老妇人。庄士敦认为，她不可能对整个朝廷所犯下的一切错误负责，在她死后，也不应该承担一切罪名。作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她没有能力摆脱祖先留下来的腐朽传统的束缚，改变传统并不是她一己之力所能办到的。她反对‘戊戌变法’，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中国富强，仅仅是因为她与光绪是站在对立的两面。光绪的变法，固然是为了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实权，改变受制于慈禧的状况。而这不但会威胁到慈禧的地位，甚至会危及她的生命。光绪请求袁世凯做的，不就是杀掉荣禄，软禁慈禧么？可以毫不夸张地预测，如果光绪成功，那么慈禧的日子，恐怕不会比日后光绪所经历的好到哪里去。
“庄士敦崇拜光绪，认为他是伟大的皇帝；同时他也喜欢康有为；庄士敦对孙文的评价不高，认为他的理论‘漏洞百出’；庄士敦一再强调，当时的中国人并不向往共和，起码90％的人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共和只是一些政客抢夺利益的筹码。
“在庄士敦的笔下，溥仪也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少年，有着当时普通的中国少年所拥有的优点，比如在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庄士敦曾使溥仪接近了不少新事物，戴眼镜、装电话、开汽车、打网球等。溥仪性格中有着致命的弱点——浮躁，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他也想复辟祖先的基业，但这个愿望并不像康有为、张勋等人那么强烈。他可以容忍民国政府一次次违背对清室许诺的‘优待条件’，一再地拖欠费用，但当他看到自己祖先的陵寝——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被人炸开，尸骨被剁成碎片扔得遍地都是，而曾经允诺对皇室陵寝永远奉祀及妥善保护的民国政府，对此却无只言片语的解释或安慰时，却无法忍受——他做出到满洲充任‘傀儡’的决定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不仅详尽描述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众生相，也记录了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与宫廷生活内幕，是了解晚清历史无法绕过的第一手资料。”（冯硕）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自出版第一天起，便是全球畅销书，从此一版再版，至今未有停歇。英语国家几乎数年便有新版推出。1987年，贝尔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即以该书为底本，捧红了尊龙和邬君梅两个华裔演员。
《紫禁城的黄昏》英文原版的头版，虽然珍稀程度只属于中等，却值得收藏。欧美古旧书市面上，一般500美元左右可买到品相不错的本子。本书展示的为《紫禁城的黄昏》英文版第一版，1934年由Victor Gollancz Ltd出版于伦敦。该书为厚重的精装本，暗绿布面，封面尺寸为22cm×，共486页，内有照片、插图、地图、示意图等共43幅，有些是折页。照片中的人物包括溥仪、溥佳、港督卜力、康有为、张勋等。书前有溥仪亲笔序的原迹照片，及溥仪序文的英译。该书目前在西班牙某古旧书店出售，开价679美元。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7）
二．《威海卫狮龙共存》
（Reginald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E。 P。 Dutton and pany； New York 1910）
这本书，是庄士敦对威海头五年为官生涯的小结。当时，他已在威海卫英租界先后出任了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职。
威海卫自1901年1月1日起正式由英国殖民部主管，效仿香港，建立起一套直辖的殖民地统治模式，而威海行政公署是租借地最高管理机构。行政长官是殖民政府最高首脑，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地位等同于英属各殖民地总督。
从1898年的道华德到1930年的庄士敦，先后有7任行政长官在威海任职。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庄士敦的密友骆任廷，在威任职19年，是英租威海卫时期殖民制度和统治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骆氏也是汉学家，翻译有明朝邱浚的《成语考》（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Ch'eng yu'kao by Chiu Chin； 1893）。其次是庄士敦，在威任职16年，其中任行政长官3年。
1930年4月，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拟定《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同年10月1日，中英双方在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举行接收典礼。当时，庄士敦已经与溥仪分手，重回威海卫任职，正在威海卫末任行政长官任上，主持了此项典礼。礼毕，庄士敦乘船黯然离威。至此，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任职威海期间，庄士敦的施政理念与一般英国人全然两样，尽可能按他想象中的儒家方式治理中国人。他按清朝的方式审案，将法律条文弃诸一旁，认为中国人向来不以法律为准绳，风俗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方才重要。他亲自拟定了一种“总董制”，通过乡绅名士来管理村民。他还努力以“士”的标准律己，刻意树立“父母官”形象。他认为地方官不可满足于批阅公文，而应以实地调查为主，因此经常在租界各处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在威海社会中融入颇深，村民们发生夫妻不和、婆媳不睦、邻里纠纷之类的琐事，都要请“庄大人”去说道说道。庄士敦在给殖民部的报告中写道，“在管理过程中，这里的华人并不像某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所描绘的那样难以管理，……中国人像其他人一样存在缺点，但也有其优秀之处，那些批评者们往往视而不见。从管理的角度讲，中国人是好统治的，因为他们信奉家族权力，他们的主要愿望就是管好自己的家庭，作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要持重、有序、对父母子女和善，他们节俭、勤劳和安分。当这些优点占主导地位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又比那些蔑视或批评他们的人都要优秀。”
庄士敦博得了中国人好感，却被英国人视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除了骆任廷，庄士敦几乎没有其他倾诉对象。山东当时为德国势力范围，英国政府挤进威海后，为免进一步得罪德国，便限制外商在威投资。见此，庄士敦认为威海卫已无自己用武之地，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