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手，他只好返回英国。回国后，才知道自己在好望角的作为居然大获国人好评。不久，海军部委任他为部长第二秘书，在皇家海军中位高权重。他盘踞这个高位整整45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在全球疯狂扩张，派出无数探险队，前往地球每个角落，包括南极和北极。他说服了海军，使上下都认同，英国必须控制每一条贸易航线，使其他工业国一概臣服。
1845年，根据巴罗的建议，约翰·富兰克林率领24名军官，110名水兵，分乘两艘军舰，从格陵兰出发，往北冰洋测绘航线图，结果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此事给巴罗沉重一击，使他深陷无尽的自责。从此，他将所有探险活动一概停止，集中精力于政治及社会活动，加入的各种社团组织无数，并参与建立了皇家地理学会。
他一生著作浩繁，大都影响深远。他死于1848年11月，享年84岁。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巴罗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中国旅行记》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出版时，英国使团离华已十年，可见他作为科学人才，面对写作一事，态度比较严谨。在马戛尔尼使团中，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书篇幅达600多页，全书共十章，前三章叙述使团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第五章是作者对皇宫以及皇家园林的见闻。其余七章记述使团从北京出发，沿内河河道返回广州的沿途见闻，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税收、对外贸易、军事、建筑、民情风俗、宗教、音乐、语言文学等方面（其中对于民情风俗、宗教、语言和文化尤为详尽）。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可与18世纪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则判然有别。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多持批判眼光。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
巴罗的笔触，还专门指向中国的同性恋现象，他写道：“对这种可耻及反自然的罪行，中国人竟然少有羞耻感，也不觉得微妙。许多高级官员坦承有此癖好，并无任何犹豫。这些官员常常有童子持烟斗服侍左右，大多是些俊美男孩，年纪在十四至十八岁之间，衣着华美。”西方文献中，这是对中国官员恋童癖的较早描写。
市场实例
《中国旅行记》首版存世量不多，但市场上一直有货。若书本保持原始状态，品相完好，价格都在3，000美元以上。本文图中所示的，为伦敦A。 Strahan公司1804年出版的巴罗《中国旅行记》第一版。该书为四开本，共632页，内含三幅折页地图，及五幅亚历山大绘画的雕版印刷图，翻新的封面，半摩洛哥皮，半大理石纹。该书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某古旧书店出售，标价2，300美元。
第四章 残酷的中国（1）
近现代的西方把世界分成三种人：文明人、野蛮人和半野蛮人（Civilized； Barbarian； Semi…barbarian）。中国人一般被视为半野蛮人。不仅西方的主流意见如此，即便《共产党宣言》也是这么归类的。对此，中国人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中国的文明史有三千多年（因夏朝之存在至今未获考古实证支持，故“上下五千年”并非学界的说法），文字久远，书画绝伦，圣贤辈出，典籍焕然，饮食精妙，却被历史远较自己为短的西方称为半野蛮人，是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的。
但自视文明的中国人，皇帝和官府可以视生命如草芥；男子可以随意三妻四妾，妇女被迫缠小脚，三从四德；国民卫生水平状如猪狗；生产方式千年不变；神鬼迷信主导一切事物，对世界及宇宙的认知极度蒙昧。这种状况，要让西方人称之为文明，确实勉为其难。面对中国人此种文明分裂症，当时西方人为难之下，只有采取折中，将其归入半文明、半野蛮一类了。
王朝时代的中国，被西方视为野蛮之最的，是举国上下对生命的普遍藐视，对人民的普遍残暴。西方各国在战争状态中，对敌方、敌国和敌族固然也会杀戮，但太平盛世而对本国人民恒久施暴的，世界主要国家中，估计只有中国一国了。古代中国司法不独立，官府判案粗疏，贿赂横行。更有甚者，官府视杀人为平常，动辄砍头，挂上旗杆。若判定罪恶深重，还要一片片割肉，凌迟处死。至于政争中触怒皇帝的罪臣，常常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一杀数百人。而中国的所有罪名，都有相应的肉体刑法，一定要将罪犯折磨到死去活来。与*人的鞭刑、斫手斫脚相比，中国人的虐待方式便显得高度发达与完善，堪称傲视环宇。
如前面章节所述，耶稣会士入华以来，对中国的描绘原以粉饰为主。正是这些描述，使其国内史学界得出一种印象，以为中国于明朝以前，无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直是雄踞世界前列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团里的英国人终于用笔揭穿了这层假象。而抨击最烈的，是马戛尔尼的秘书约翰·巴罗。他在使团回国十年后，出版了《中国旅行记》，矛头直指中国封建统治的残暴。该书指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他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背理的罪行。他们胆怯、肮脏并残暴。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欢呼说，此书使中国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见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2007，第427页）。从此，“半野蛮”便成了西方对中国的定论。
马戛尔尼使团抵华后，清朝对犯人的折磨，给英国人上了震撼的一课，头一次懂得，原来人是可以折磨出如此多花样的。于是，本着探究精神，这些刑罚的花样被英国人一一记录，并精笔描画下来，编撰成书，供世人开眼。这便是1801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酷刑》一书。
此书的先河一开，英国及整个欧洲的出版物，便时刻都要把兴趣的焦点，集中到清朝的刑罚体系上来。比如，英国领馆翻译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叛乱》（Meadows； Thomas Taylor；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ons； London； 1856）中，便描写了三十三名叛军被砍头，又详细交待了剐刑的过程，如何从头上划刀，到*被割，到大腿肉一片片割去，最后将尸首卸下十字架，一刀把头剁去。稍后，《泰晤士报》记者柯克在《中国》（Cooke，George Wingrov；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1858）一书中，写到随额尔金目睹清朝监狱的恐怖：“（监狱）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而那情状则无法让人再看第二眼。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上下是一群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那惨状令人终身难忘。他们是骷髅，而不是人。”英军第六十七团军医蓝普瑞1867年在一份军事学院学报撰文写道，1864年，他在苏州看到一名士兵因拦路抢劫被砍头，大群中国民众便围观砍下的头颅，而那头上的肌肉还兀自不停抽搐，达十分钟之久。蓝普瑞的记录图文并茂，刻画入微。菲尔德的《从埃及到日本》（Field； Henry M。； From Egypt to Japan； New York； 1877）则描写了刑讯逼供的折磨方式：“大厅里有两根圆柱。这两个人都跪在地上，两只脚缚在一起，动弹不得。先把他们的背部靠到一根柱子上，用小绳系紧脚大拇指和手大拇指，然后用力拉向后面的柱子，绑在上面。这立刻让他们痛苦万分，胸部高高突起，前额上青筋暴跳，真是痛不欲生……”
第四章 残酷的中国（2）
因此，《中国刑罚》一书虽然简单，却具划时代的意义。
一．《中国酷刑》
（＇Mason； Major George Henry＇。 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London； William Miller； 1801。 First edition。）
《中国酷刑》为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编著，伦敦威廉·米勒出版社出版，1801年出第一版。按该书标题页所记，梅森是英军第102团的少校，可惜生平已不可考，国内外皆不存他的资料，甚至使人怀疑这名字只是一个假托。
至于《中国酷刑》中收集的画作，与梅森少校编的另一书《中国服饰》一样，都是当时广州外销画匠“蒲呱”（Pu Qua）的作品。而蒲呱的身份，与梅森一样成谜。
从十八世纪中期起，广州的外销画行业已渐成气候，业内人主要按欧洲市场口味，制作中国风味的画作出口，画的风格，采用了西式的透视和明暗，又保留中国式的线条勾勒，技法则显得稚嫩，反而有种独特风味。那些画匠，估计完全把绘画当糊口手段，因此全都将真名隐去，以致生平皆不可考。“蒲呱”是当时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据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研究，蒲呱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广州，专长是油画肖像及风景、风俗画，并曾于1769至1771年在英国逗留。
但据笔者分析，李超所说的蒲呱，最多是所在画肆的东主或首席画家，因为使用“蒲呱”之名的，绝不止一人。这个署名，从十八世纪中叶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后超过百年，若说都出自同一人手笔，倒成了笑话。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梅森是蒲呱固定客户，可能包销了蒲呱的所有作品。或可以说，蒲呱都是按梅森的订单来作画的。《中国酷刑》中的画，便是这么出笼的。或许是出于市场推广的考虑，梅森将这些画集结出版，果然一炮而红。
《中国酷刑》全书共54页，其中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以英文和法文注解。书的形制颇大，为×14英寸。皮质封面，深红色，大量烫金，精美异常。
该书的章节及对应插图为：
1。见官；2。打入牢狱；3。审犯；4。杖刑；5。拧耳刑；6。荡秋千；7。惩罚船工；8。惩罚通事；9。夹脚；10。夹指刑；11。以柠檬汁灼眼；12。栓在铁柱上示众；13。上枷锁；14。栓在大木桩；15。关入笼子；16。木管刑；17。切断脚筋；18。关禁闭；19。示众；20。押往刑场；21。绞刑；22。砍头。
此书的出版，开创了这类出版物的先河。从此，对中国酷刑及背后蕴含之民族性的研究，渐成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支派。当前，西方研究中国酷刑的学人，以Jérome BOURGON、Claire MARGAT、Maria Pia DI BELLA等为代表。其研究之深入、广泛与详尽，让人叹为观止。而该书的插图，亦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的永恒经典。今天，西方所有招贴画网站均出售该书插图招贴画，每张的价格约为49美元。
当前西方古旧书市场上，《中国酷刑》第一版的价格一般介于2，000～2，600美元。
二．《中国刑罚》的手绘仿本
梅森的《中国刑罚》出版后，一时大热。很久以后，上海及香港等开放口岸仍有手绘的仿制品流传。业界的一般看法是，这些仿本是根据沪港两地外商的订单逐册绘制的。
手绘本的出现，较梅森一书晚得多，一般出现于十九世纪中晚期，但画幅上仍署“蒲呱”的名字。蒲呱这时即使未作古，也不可能再挥笔作画了，因此明显是后人冒名顶替。手绘本的技法，比之蒲呱的原作，也稚拙很多。
仿制的手绘《中国刑罚》虽以梅森一书为参照，却都有变化。个别画幅，如以木盒装人等场景，则是原创的。因是手工绘制，兼之流传稀少，这些作品虽为仿制，却并不便宜。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一册，内含十二幅手工绘制的水彩画，封面为硬板布面线装，未注明出版商、年代、画家及编著者。该书在欧洲市场标价2，000美元。
第五章 奇装异服（1）
西方对中国服饰的兴趣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因照相技术尚未问世，所有的视觉再现，唯有依赖绘画。当时，欧洲国家以绘画再现新发现的风气盛行，而神奇的中国，更是成为焦点。上一章节所说的中国酷刑书，即产生于这一背景，而本章节谈论的中国服饰书，也是如此。
正如中国人看西方人的打扮一样，从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的服装自然是奇装异服了，很能吸引大众的兴趣。因此，纪录中国服饰的书籍，在欧洲各国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两本均出于英国人的手笔，名字也雷同，都起名为《中国服饰》。其中一本由梅森著，出版于1800年。另一本由亚历山大著，出版于1805年。此外法国人布列东也著有名闻遐迩的《中国的艺术与服饰》一书，于1811年在巴黎出版。
一．梅森的《中国服饰》
（George Henry Mason。 Costume of China。 William Miller；London；1800）
广州版
梅森的《中国服饰》是其《中国酷刑》一书的姊妹篇。该书最早在中国广州成书，时间约为1789年。但正式出版的地点是伦敦，时间则是1800年。
广州版的《中国服饰》目前已从市面绝迹，其最后一次成交记录是在2003年，由伦敦的“艺术基金”（The Art Fund）从不知名的卖家手中购得，出价为17，000英镑，已交由牛津郡的Ashmolean 博物馆收藏。
根据“艺术基金”提供的资料，该书分为原稿及成书两部分。原稿含60幅手绘的水彩画及文字说明。据书中说明介绍，该些水彩画全部在中国广州绘制。在成书上，每幅插图都标有“Pu Qua； Canton； Delin”字样。“Pu Qua”即为“蒲呱”，“Canton”是广州，而“Delin”估计是商号，可能是“德龄社”之类的译音。
英国版
直到1800年，梅森的《中国服饰》才在英国发行首版。该书的首版保留了广州版的全部60幅插图，均为手工上色。每幅画以英、法两种文字解释。文字共有十四页，未标注页码。图画尺寸大小不一，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