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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写实》
（George Tradescant Lay，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 A NEW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WITH SUCCINCT VIEWS OF THEIR PRINCIPAL ARTS AND SCIENCES。 WILLIAM BALL & CO。； LONDON。 1841）
李太郭的《中国人写实》一书出版于1841年，出版社是伦敦的WILLIAM BALL & CO。。此书共342页，内有大量木刻插图。此书是文集，每章论述的主题各异，既论及鸦片战争，又讲到民风民俗、哲学宗教、音乐文学，以个人感受观察为主。本书成书时，李太郭对中国的涉掠有限。对中国的论述，并未突破前辈汉学家水平，仍在罗致中国的表象，又缺乏系统与偏重，不免蜻蜓点水。倘使他不是英年早逝，再多做几年驻华外交官，以他的质素和对中国的情感，应可写出扎实深厚的文章来。
《中国人写实》的第一版既出过半蒙皮精装本，也出过布面精装本。本书展示的是该书的蒙皮精装本，书脊部分为真皮，封面主要部分为大理石纹硬纸板，尺寸为8×5英寸。该书因品相残破，市价只值400美元左右。倘若品相完好的话，当可轻易值到1，000美元以上的高价。瑞典某古旧书商另有一本该书的第一版在售，为红色的布面精装本，品相完好，要价1，048美元，可资参考。
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清末民初，但凡西方人写中国，必提丁韪良的大名。当时来北京的美国人，去西山拜访丁韪良，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以在华的不凡经历，成了西方中国通的象征。许多有志于在华谋求功名的西人，也以丁韪良、赫德及蒲安臣为奋斗的榜样。
丁韪良出身美国传教士，来华后除传教外，当过外交翻译。后来，他辞去神职，专事教育，当过北京崇实馆的校长、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最后荣任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皇家外国语学院，而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至于京师大学堂则是当时的皇家大学，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归根溯源，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与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同为北大的首任教务长。丁韪良在中国前后62年（中间缺席四年），直至89岁时老死北京。单此一项，在华西人中，除后来的卜舫济外，就无人堪与比肩。他著译等身，育人无数，还被光绪皇帝赐予二品顶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值得大书特书。
丁韪良字冠西，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丁韪良在美国北长老会神学校毕业后，志愿参加海外传教使团，被派往中国宁波，一住便是十年。在宁波期间，除宣道工作外，他迅速掌握了官话、文言文和古文，遍读中文典籍。他在宁波期间的一系列的讲道，后来被编成《天道溯原》。自1854年至1912年，该书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7）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丁韪良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与任额尔金翻译的李泰国是同行。《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条，即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叁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传教士悉心斟酌的结果。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丁韪良一度回国，不久复来华，在上海短住一年后，于1863年搬到北京。从此之后，除了几次暂离之外，他在北京一直呆到终老。甫一抵京，丁韪良便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译成后，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隻移交中国。该书由是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随后，丁韪良创办了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1865年起，他还兼任同文馆教习，教英文及国际公法。1869年，他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力荐，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并辞去了美国北长老会的神职。从此，他由美国传教士，摇身一变为清政府的高级洋员。
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长达25年（1869～1894）。初时，学生人数约四五十人。到1886年，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人。期间，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他亲自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最早将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教科书引入中国。同文馆之设立，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后来目标逐渐提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在清末民初的外交界，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七位。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丁韪良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时，他被光绪帝钦点为西学总教习，授二品。开学之际，他率一干西人教习，向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遭到基督教人士批判，被视为神的叛徒。但此举也使他融入中国更深，成为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顶梁柱。
自1872年起，丁韪良开始出版杂志《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设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及各国近事等栏目，图文并茂，使讲解的知识更为生动直观。这份杂志对中国向现代化转变，起到催化作用。《中西闻见录》到1875年停刊时，共印刷了36期。1877年，丁韪良把杂志上的文章加以筛选，编选成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时去世，终年八十九岁。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丁韪良除译介西方的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著作外，还著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人之觉醒》、《地理书》等书。
《地理书》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Di li shü lin van…koh kwu…kying z…tì yiu…tin kong…tsing。 Nyingpo： ＇Mission Press＇； 1852。）
丁韪良著译浩繁，但大多不具收藏价值。而《地理书》作为最值得收藏的一种，却因流传滞涩，几乎无人知晓，海内外图书馆和博物馆也罕有收藏，可说是形同湮没了。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8）
此书是儿童读物，目的是向宁波儿童传授世界地理知识。这本书的不寻常处，在于它采用的文字，既非英文，又非中文，而是丁韪良自创的拉丁化宁波方言。
丁韪良夫妇初来中国的首站便是宁波。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宁波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生（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建立。丁韪良来时，教区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来华时，丁韪良二十三岁，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西方古典语言。一到宁波，他便要求不住城外的传教团驻地，而是单独住进城里，以便融入当地中国人社区。丁韪良极具语言天分，很快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反应热烈，离去时常赞叹“听道比看戏还有趣”。
宁波期间，丁韪良独创了一套宁波方言的拉丁拼音法，以此向当地人施教圣经及传播各种知识。《地理书》便是这场文字实验的成果之一。
《地理书》原为一套四册，但全世界无人收齐此书全套。据古旧书业人士周详勘查后发现，目前海外只有哈弗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第二册及第三册。此外，再无其他图书馆或博物馆证实藏有此书。而私人藏家中是否有人藏有此书全套，也是高度存疑的。本书介绍的，是美国费城一家古旧书商的藏品，为该书中的第一册。该书显然是宁波长老会印刷厂的产品，以宣纸单面印刷折合装订，为中西合璧的形制。书名页有一木刻图，画一个老师站在地球仪后面，三名学生凝神听讲。除书名页有中文外，全书以丁氏拼音法书写。正文除文字外，还有三幅折页木刻地图，其中一幅为中国地图，两幅为世界地图。此外，另有一幅折页木刻画，画中为一列火车、一艘明轮轮船及一座英国饭堂。
费城书商的《地理书》版本为丁韪良的签名敬赠本，上面有丁韪良手书的“Rev。 E。 W。 Syle / fraternal regards of / Wm。 P。 Martin。”意为“塞利牧师惠存，同修丁韪良敬赠”。塞利牧师是在中日两国推行盲人教育的先驱。
此书开价1，875美元。虽然只是四册中的第一册，但因有丁韪良亲笔签名，且品相上佳，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地理书》是中国早期西式儿童科学教育及中文拉丁化的罕有物证，若一套四册收齐，将是无价之宝。
四．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
翟理斯简介
遭辜鸿铭痛砭的汉学家中，首当其冲的是翟理斯。辜鸿铭不遗余力攻击翟理斯，反过来可证明翟理斯在清末民初学界的影响之大。
翟理斯与威妥玛一样，是领事馆汉学家的典型。他出身书香门第，就读伦敦查特豪斯公学。1867年22岁时到中国，先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又历任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英领馆领事。他在中国生活了24个年头，全身心投入汉学研究，著作等身，返英时，已经顶着大汉学家的光环。他于1897年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坐上首任教授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逝世后空出的位置，一坐便是三十五年。
翟理斯之首要贡献，是改进了威妥玛创立的拼音法，以英语读音来标读汉语，为当时的中国及世界普遍采用，并成为汉语拉丁化的标准拼写方式，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由于英语已取代法语，成为国际汉学界的通用语言，这一拼音系统的创立，便显得尤其重要。其实，威妥玛…翟理斯的标音虽然使英语人口能轻易读出中文，但发音与原文相去甚远，反让中国人不懂，比如将北京拼为Peking等。但在现代汉语拼音推广之前，威氏拼音法盛行了近百年，早已深入人心，以致新中国政府在对商标进行整顿规范时，为顾及一些老字号数十年积累的商誉，准许维持原有的威氏拼写方法，如中华香烟（CHUNGHWA）及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等均属此例。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9）
翟理斯的成就，远不止于改进威妥玛拼音法。他的学术成果，其一为通史类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文学史》、《中国绘画史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等。其中《中国文学史》一书影响较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便曾提及；其二为辞书类著作，如《华英辞典》、《中国名人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98）收入人名2579条。他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大量选译中国文学作品，如《中文选珍》、《红楼梦》（摘要本）、《英译汉诗》、《庄子》、《聊斋志异》（选译本）；他根据聊斋《莲花公主》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1916在欧洲上演，颇为轰动。他还一译再译了《佛国记》（1877年、1923年），1905年写《中国绘画艺术概要》，1911年编《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在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时，他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了序。他还著有《嶍山笔记》（1914年）、《儒家及其竞争者》（1915年）等，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他和他的儿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节译本。1957年，英国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时间编成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但辜鸿铭认为，翟氏固然著书繁多，但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甚至缺乏普通常识。能翻译中国的句子，却不能理解阐释中国的思想，造成他那本《华英字典》材料组织安排无能，不像字典，只是词语句子的堆砌而已。辜鸿铭又说，翟氏的《中国名人谱》缺乏最起码的评判力，将古代圣贤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他在谈及翟理斯出版的各类笔记时攻击说：“它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是翟理斯博士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书，原本并不想告诉世人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学之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向世人炫耀一下：我翟理斯博士是个多么渊博的汉学家，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东西，比别的任何人多要多得多哩。此外，在这里，翟理斯博士和在别的场合一样，总表现出一种缺乏哲学头脑，与一个学者不相称的令人不快的粗率和武断。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像翟理斯博士之流的汉学家，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说过的那样，在实际居住于远东的外国人中，落下了名不副实的笑柄，并遭到了被视为傻瓜的奚落。”（见《一个大汉学家》，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7）
以辜鸿铭的性格，无名小卒是绝不会让他兴奋的。他的行为有时像失控的斗犬，对批评中华文明者，他奋起怒骂；对推崇介绍中华文明者，他照样奋起怒骂。
《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
（Herbert A。 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Thos。 De La Rue & Co。； London； 1882）
翟理斯留下的著作中，以此书最为稀罕。此书与他的另一本书《中国人概述》（Chinese Sketches）名字近似，却并非同一本书，不可混淆。《中国人概述》一书出版于1876年，成书时，翟理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