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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天才总是先天的，从来不需要培养，更谈不上学习了。”特别是——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实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个很长时间，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与理论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越紧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也就越大。他不再为普通店主所了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为只有极少数人所了解的目标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不了解他的现代人反对他，后代子孙——他也为他们工作——则承认他，二者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对将来越有伟大意义，现代的人就越不能了解；他的斗争也就越艰苦？？”这些话是在1924年写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因为滑稽戏似的政变失败而名誉扫地、系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么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他究竟有没有直接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但是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点熟悉的，哪怕只是通过同他早年的军师罗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谈后才有这点知识。
反正通过某种方式，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著名讲学内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许多格言一样。我们已经简单地谈到* ，黑格尔发展了一种“英雄人物”的理论，很投合德国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讲学时曾经谈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历史性人物”来贯彻的。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仍掩盖在表面之＇111＇ 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精神。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思想人物，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经成熟到可以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他们有责任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这一必要的直接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有责任把这当作他们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承认，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时代最优秀的言行。请看这段话与前述《我的奋斗》中所引的一段话何等相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了英雄，产生了“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产生了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这种结合——他现在已开始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不是也可以脐身于这些英雄人物之列吗？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黑格尔和尼采也这样想。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肉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上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就好像参加了学生的恶作剧回来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要正确地评判道德，道德就必须用从动物学方面借用来的两个概念来代替：对一头野兽的驯服和对一种特殊品种的培育。被尼采发挥到极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气较小的德国人拥护的这种学说，似乎对希特勒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负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约束他。因此，在行动时刻来临的时候，希待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于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镇压个人自由，野蛮地实行奴隶劳动，建立万恶的集中营，在1934年6 月屠杀他自己的手下，杀害战俘和大规模杀戮犹太人。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5 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要是换了任何别人的话，当时的情势，几乎都会使这个人退出政治生＇112＇ 活。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巴伐利亚邦警察当局在其致内政部的报告中竭力主张这么办。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如许多其他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但是共和国还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名叫海尔马·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请来稳定货币，结果获得了成功。为害极烈的通货膨胀结束了。赔款负担也由于道威斯计划而减轻了。资本开始从美国流进来。经济迅速恢复。施特莱斯曼的同协约国和解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开始撤出鲁尔。当时正在讨论一项安全条约（洛迦诺条约），以便为欧洲的总解决铺平道路，让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经过了6 年之久的紧张、混乱和萧条，德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出来以前两星期，社会民主党——就是他所称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结果所得选票增加了30％ ，几乎达800 万张选票。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12月间的竞选，但是所得选票从1924年5 月间原来的将近200 万张减到了不到100 万张。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1925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113＇ 结束了《我的奋斗》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20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
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1925—1931年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业人数在1928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65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118＇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1928年5 月20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 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1924年的600 万张选票跌到了400 万张选票，议席从103 席减少到73席。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选举中增加了125 万张选票，总数达900 多万，在国会中占153 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10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1928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108000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 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 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一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 ｌ19＇ 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
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