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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诡计多端、热中政治的将军是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但是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论戈培尔也好，希特勒也好，或是任何人也好，都是一点底也没有摸到的，至于勃鲁宁，肯定也是没有摸到底的，格罗纳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施莱彻尔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迅速升迁完全是靠格罗纳的提拔。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摸到了。
甚至在取缔冲锋队的禁令还没有宣布之前，施莱彻尔把意志软弱的国防军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争取过来以后，就已经秘密通知7 个军区司令：陆军不同意这项命令。其次，他又劝说兴登堡在4 月16日写了一封故意找岔子的信给格罗纳，问他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国旗队同冲锋队一起取缔。施莱彻尔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个行动来破坏他上司的地位。他主使了一场＇161＇ 恶意的宣传，诬蔑格罗纳将军，散布谣言说格罗纳将军病得很重，不能继续任职；说他已信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和平主义；宣称国防部长玷污了陆军的名誉，因为他最近结婚不到5 个月就生了个孩子——他还告诉兴登堡，在陆军圈子里，这个孩子的外号叫“诺尔米”，这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飞快的芬兰赛跑选手的名字。
与此同时，施莱彻尔恢复了他同冲锋队的联系。他同冲锋队头子罗姆和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都举行了会谈。戈培尔在4 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施莱彻尔通知赫尔道夫，他“想改弦易辙”。两天以后，施莱彻尔见了希特勒，据戈培尔的记载，“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即使在玩弄权术的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个问题上，罗姆和施莱彻尔背着希特勒在搞阴谋。他们两个人都希望把冲锋队并入陆军，作为一种民兵，但是元首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时常同他的冲锋队参谋长发生争吵，后者把冲锋队看作是加强国家的潜在军事力量，而希特勒却认为冲锋队是一种纯政治力量，一种在街头殴打政敌、制造恐怖，在党内保持政治热情的队伍。但是施莱彻尔同纳粹党领袖们会谈时，心中却另有打算。他想使冲锋队归属于陆军，这样他就能够加以控制。但是他也希望希特勒这个唯一有群众拥护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参加政府，这样他也就能够控制他了。取缔冲锋队的禁令妨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到1932年5 月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施莱彻尔的阴谋达到了一个高潮。戈培尔在5 月4 日的日记上写道：“希特勒的地雷快要爆炸了。格罗纳首先得下台，其次是勃鲁宁。”5 月8 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同施莱彻尔将军和接近总统的一些先生举行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谈。
一切都很顺利。勃鲁宁将在数天内下台。总统将撤回对他的信任”。他接着概述了施莱彻尔和总统亲信同希特勒密谋的计划：先解散国会，然后成立总统内阁，取消对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一切禁令。戈培尔又说，为了避免勃鲁宁生疑，希特勒暂时离开柏林。那天晚上，他陪他的领袖到了梅克伦堡，当真藏匿了起来。
在纳粹党看来，总统内阁只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这一点是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的，他说，这样一种“毫无特色的‘过渡政府’将为我们扫清道路。这个政府越软弱，我们越是容易搞掉它”。当然，施菜彻尔的看法可不是这样，他已经在梦想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在宪法修改以前可以不受议会的约束，而他自己又能加以任意支配，很明显，他和希特勒都以为自己能够制胜对方。不过在当时，他却有一张好牌在手。他可以向年迈力衰的总统保证，他能够提供勃鲁宁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个得到希待勒的支持而又没有非得让这个狂热的煽动家参加不可的这种不方便。
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在5 月10日那一天，也就是施莱彻尔同希特勒和兴登堡周围人物会谈后两天，他采取了行动。动手的地方是国会。格罗纳将军站起来为取缔冲锋队的行动辩护，马上受到了戈林的猛烈攻击。这位身患糖尿病的国防部长，对于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深感失望，他尽管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在纳粹党议员连珠炮般的辱骂前面，他没有还手之力。在精疲力竭、丢脸伤心之余，他正要退席而去，不料却面对面地碰上了冯·施莱彻尔将军，后者冷冰冰地告诉他，他“已不再享有陆军的信任，必须辞职”。
格罗纳向兴登堡求救。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刻为兴登堡解过围——并且代兴登堡受过：一次是在1918年，代表兴登堡要德皇退位；一次是在1919年，又代表兴登堡告诉共和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老元帅这次却回答说，他“感到很遗憾”，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原来兴登堡对于欠了这个比他年轻的军官人情这一点，心中一直是不痛快的。5 月13日，格罗纳失望之余，悻然辞职。* 那天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记道：“从施莱彻尔将军那里得到消息。一切按计划进行，”
计划的下一步是要开勃鲁宁的刀，过不了多久，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就有了下手的机会。格罗纳的下台，对于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很严重的打击，在军人中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经能干地和忠心耿耿地为共和国效劳过，陆军里也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声望和忠心的人可以代替他。但是，顽强的、努力活动的勃鲁宁仍是一个势力。他已经为兴登堡的连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为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争取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在外交政策方面，关于取消赔款和德国重整军备的平等权利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正处于取得惊人成功的前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位总理为了要使兴登堡竞选连任而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老总统不但不表感谢，反而报之以特别冷淡的态度。当勃鲁宁建议由国家付出优厚的赔偿后接管东普鲁士某些破产的容克庄园、把它们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时候，兴登堡的态度就更加冷淡了。5 月间，兴登堡去纽台克度复活节假期。纽台克是一个在东普鲁士的庄园，是那些容克在工业家出钱资助下送给兴登堡的80岁寿礼。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贵族邻居趁此机会在他耳旁进了馋言，要求撤换这个被他们现在称为“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总理。
纳粹党人比勃鲁宁自己还早就知道这位总理即将下台，这无疑是通过施莱彻尔的途径。5 月18日，戈培尔从慕尼黑回到柏林，注意到“复活节气象”依然未消，便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对勃鲁宁一个人，冬天似乎已经来临。可笑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找不到人参加他的内阁。耗子都离开了快要沉没的船。”但是，这样说也许要更确切些，那就是：带头的那只耗子，并没有离开这只要沉的船——国家，不过是在准备为它找个新船长。
第二天戈培尔记载道：“施莱彻尔将军拒绝继掌国防部。”这话不错，但是不够精确。勃鲁宁在责备施莱彻尔搞垮格罗纳以后的确曾经请过施莱彻尔出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的答复是：“我愿意出任，但是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5 月19日戈培尔的日记记道：“施菜彻尔那里来的消息。部长名单已经拟定，在过渡时期，这并不太重要。”这样，至少比勃鲁宁早一个星期，纳粹党已经知道要把他干掉了。5 月29日是星期日，兴登堡召见了勃鲁宁，猝然要他辞职。第二天，勃鲁宁就向他递了辞呈。
施莱彻尔胜利了。但是倒下去的不仅是勃鲁宁；民主共和国和他一起倒了下去，虽然临死的痛苦还要延续8 个月，最后才加一枪送命。对于共和国的死亡，勃鲁宁的责任是不小的。他虽然从内心来说是个民主派，但是他却听人摆布，终于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不得不靠总统的紧急法令来行使政府职权，而没有取得议会的同意。采取这种步骤，的确也是出于不得已，这完全是政客们的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在5 月12日的时候，他还能够为他的财政法案在国会中赢得一次信任票。但是在议会不能同意的问题上，他就不得不依靠总统的支持来维持统治。现在，这种支持已经收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从1932年6 月到1933年1 月，这种支持将给予两个比较次要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虽然不是纳粹党人，却一点也不想维护民主共和国，至少是不想维护按目前方式组织的民主共和国。
德国的政治权力现在不再像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样存在于人民和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国会手里，它现在集中在一个年达85岁高龄的衰老的总统和他周围一些思想浅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却左右着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馏的精神。这一点，希特勒看得很清楚，这也适合他的目标。他要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看来是极其不可能的。兴登堡的新态度给了他可以取得政权的唯一机会。当然，还不是在目前，但是也不用太久了。
他从奥耳登堡匆匆赶回柏林（在奥耳登堡，纳粹党在5 月29日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第二天，兴登堡接见了他，证实了这个纳粹党领袖事前在5月8日同施菜彻尔秘密商定的交易中的几点：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组织由兴登堡自择人选的总统内阁、解散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愿不愿意支持新政府？兴登堡这么问他。希特勒回答说，他愿意支持。那天（5 月30日）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同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提到冯·巴本为总理人选。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国会解散了。选举！选举！直接诉诸人民！我们都很高兴。”
弗朗兹·冯·巴本的大失败
现在舞台的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冯·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80多岁总统于1932年6 月1 日受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53岁的弗朗兹·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描写绝无夸大。
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巴本毫无任何政治后台。他甚至还不是个国会议员，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历是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巴本被任命为总理后，他所属的中央党激于他背叛该党领袖勃鲁宁，一致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总统叮嘱他组织一个超党派政府，而这件事是他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施莱彻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张部长名单。这张名单后来就以“男爵内阁”著称。其中五个部长是贵族，两个是大公司董事，一个是啤酒馆政变前后动乱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内庇护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兹·古特纳，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冯·施菜彻尔被兴登堡所迫，不得不从他喜爱的幕后地位走出来，出任国防部长。全国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内阁”当作一场笑话，虽然有些阁员如冯·牛赖特男爵、冯·艾尔茨一鲁本那赫男爵、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古特纳博士的政治寿命很长，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开始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各自的职位上。
巴本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6 月4 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 月31日举行新选举。在多疑的纳粹＇165＇ 党催促了几次后，他在6 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6 月1 日到20日，街头就发生了461 起斗殴，死了82人，重伤400 人。在7 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86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人，30人是共产党人。
7 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18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工人阶级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19人，受伤的285 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
对此，巴本做了两件事情作为答复。他禁止各党派在7 月31日选举前14天内举行游行。其次，他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目的不仅要抚慰纳粹党人，而且要摧毁民主共和国残余的支柱之一。他在7 月20日撤除了普鲁士政府，自任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这是走向他企图在整个德国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大胆步骤。巴本的借口是，阿尔托那暴乱证明普鲁士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他并且根据施莱彻尔临时拼凑的“证据”，指责普鲁士当局与共产党人共谋。当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绝离职的时候，巴本就很乐意地使用了武力。
柏林宣布了戒严令，当地的国防军司令冯·伦斯德将军派了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这件事情没有逃过取得联邦政权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没有逃过希特勒的注意。现在已不再有必要担心左派势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间派势力会对推翻民主制度的尝试进行认真的抵抗了。
1920年时，一次总罢工曾拯救了共和国，使之免于推翻。现在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又讨论了这样一种措施，但是结果却认为太危险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