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统的儿子奥斯卡。
1 月22日晚上，这两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总统府，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据梅斯纳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的纳粹党人郊外的寓所，这个人名叫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巴本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大战期间曾一起在土耳其战线服役过。梅斯纳和奥斯卡在里宾特洛甫的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据梅斯纳的说法，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以前，奥斯卡·冯·兴登堡一直反对与纳粹党人有什么来往。
希特勒可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他坚持要同奥斯卡举行一次“单独”
会谈，而使梅斯纳感到意外的是，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1 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透露过。不过纳粹党人士中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施出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东部救济丑闻的不清不白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在纽台克的产业增加了5000英亩免税的土地，还有在1934年8 月，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梅斯纳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的证词中说：“在坐出租汽车回总统府时，奥斯卡·冯·兴登堡特别沉默，他所议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现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亲的了。这应该承认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老元帅的神志无论如何糊涂，他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却并未因年老而有所软化。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对这位老人做工作。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莱彻尔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没有能够把纳粹党争取过来，又没有能够分裂他们。他也不能取得民族党、中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因此，在1 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据梅斯纳的说法，这位将军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并且坦率地承认，他将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转入“军事独裁”。施莱彻尔施尽了计策，到头来仍回到已本在12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182＇ 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兴登堡提醒施莱彻尔，他自己当初在12月2 日推翻巴本政府时所提出的理由，并且告诉他说，这些理由现在仍旧有效。他吩咐施莱彻尔回去设法在国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这么一下，施莱彻尔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
凡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戈培尔就是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施莱彻尔这个使这么许多人垮过台的人，随时都可能垮台。”
他垮台的日子最后在1 月28日正式来到了。那一天，他晋见总统，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兴登堡对这位感到幻灭的将军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我不敢说，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信之后，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天堂。”从此之后，他在德国历史中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同一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后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担任一个在休根堡支持下的总统内阁的总理。戈培尔在1 月27日的日记中说：“仍有可能，巴本将再度出任总理。”
一天以前，施莱彻尔曾派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去见总统，警告他不要选用巴本。在柏林当时弥漫着的迷魂阵般的阴谋网中，施莱彻尔在最后一分钟突然赞成以希特勒来代替他了。兴登堡却向陆军总司令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第二天，1 月29日那个星期天，是个关键性的一天，各个阴谋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后一手，使得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惊人谣言，不过并不是所有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施莱彻尔再次派遣忠实的哈麦施坦因去兴风作浪。这位陆军总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抛弃掉，纳粹党领袖最好还是同已经下台的总理和陆军结盟。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回到凯撒霍夫饭店，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这时候，戈林带来了消息说，元首明天将被任命为总理。
那天晚上，纳粹党的首领们部在帝国总理广场戈培尔寓所庆祝这个重要的消息，这时施莱彻尔又派了一个使者，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个使者是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他对阴谋的兴趣之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时没有阴谋，他自己就制造一个。他告诉正在庆祝的人们说，施莱彻尔和哈麦施坦因已命波茨坦卫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劫持老总统到纽台克去，建立军事独裁。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这两位将军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纳粹党人＇183＇ 一惊之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戈林急急忙忙拖着他那肥大的身躯，穿过广场，去向总统和巴本报警。至于希特勒做了什么，他自己后来是这么描述的：我对这一＇ 军事＇ 政变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找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通过他把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都动员起来。同时我指示能够信托的警察局方面的韦克少校，准备派遣6 营警察突然占领威廉街？？最后，我指示冯·勃洛姆堡将军（他已被选定为未来的国防部长）在1 月3 Ｏ日上午8 时抵达柏林时立即前去见老头子，向他宣誓就职，这样，就可以处在国防军总司令的地位上去镇压掉任何可能的政变尝试。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当时正代表德国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背着施莱彻尔和陆军总司令——在这个疯狂的时期里，一切事情都是背着某一个人做的——把他召回来在希特勒一巴本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并不是希特勒，因为他还没有当权，而是兴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说的，勃洛姆堡将军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个人，受到他在东普鲁士的参谋长、一个直言不讳的纳粹同情者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的很大影响。当勃洛姆堡在1 月30日一早到达柏林的时候，车站上有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来接他。一个是冯·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麦施但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陆军总司令报到。一个是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亲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到。勃洛姆堡给弄得莫名其妙，结果去见了总统，立即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之职，因此不仅有权镇压陆军方面的任何政变尝试，而且有权强使军方支持几小时后即将任命的新政府。陆军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终于接受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说，“要是在革命的日子里，陆军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军官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到最后，他们将后悔不已。
在1933年1 月30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在闭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体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中间，还发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戏。巴本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大约10点半的时候，新内阁人员在我的家中会齐，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希特勒马上又提出了他对没有被任命为普鲁＇184＇ 士长官的不满。他认为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权力。我告诉他？？这项任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对此，希特勒答称，如果他的权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坚持国会举行新选举。
这样一来，形势又完全改变了，讨论又激烈起来。休根堡特别反对这个主张，希特勒为了要使他安心，便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他不会改变内阁的成分？？这时已经早过了11点了，而我们预定要在11点晋见总统。
梅斯纳叫我们结束讨论，因为兴登堡不愿久等。
突然发生意见冲突使我担心，新联合政府还没有产生就可能破裂？？最后，我们被带去见总统，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绍。兴登堡讲了短短的一段话，谈到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就监督我们宣誓就职。希特勒内阁就此成立。这样，通过走后门，通过同他私下厌憎的老派反动分子在政治上作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激烈的革命分子，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3 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8 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
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8 对3 胜＇185＇ 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932年7 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推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3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186＇ 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