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198＇ 个星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镣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两天以后，在3 月23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Ｂｅｈｅ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ｏｔ ｖｏｎ Ｖｏｌ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它一共只有短短的5 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4 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
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
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行，结果是441 票赞成，84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两个国歌之一：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1933年3 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200＇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
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3 月9 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31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4 月7 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ｈａＩｔｅｒ），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1934年1 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正如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1934年1 月30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201 ］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1933年5 月19日，国会中所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9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
6 月19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3 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3 月9 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7 月4 日就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7 月4 日自杀，民主党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6 月21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6 月29日，该党在6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7 月14日，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 年以下的徒刑，或6 个月到3 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4 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202＇ 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1933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10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5 月2 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3 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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