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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凯特尔处获得消息的约德尔，开始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些记载，表明不仅陆军司令部的彻底改组，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的彻底改组，都在研究之中，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高级将领的权力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们会交出这种权力来吗？当弗立契经历了总理府书房里的那场考验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后，他就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商量了怎么办。某些英国历史学说说，贝克敦促他立即发动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军事政变，弗立契拒绝了这种主张。但是给贝［317 ］克写传记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福斯特看过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说，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晚上，贝克先会见了希特勒，后者告诉了他这种严重罪状，然后他又会见了弗立契，后者否认这种罪状，最后，就在当晚很迟的时候，他又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要求给予陆军总司令一个在军事荣誉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机会。贝克的传记作者表明，贝克本人当时也还没有看透第三帝国的统治者们，到后来他看透了，但是为时已经太迟了。几天后，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经去职，而且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44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这时弗立契和他的最亲近的部下——贝克是其中之一——的确认真考虑过军方的反措施，也为时太迟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想法。福斯特说，“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军事政变将意味着内战，而且绝不是有成功把握的”。当时，这些德国将领要有把握得胜才肯冒任何重大风险，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据这位德国作家说，他们担心不仅戈林的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海军会反对他们（因为这两个总司令都是完全拜倒于元首的），而且陆军本身也可能不会充分支持它的倒了霉的总司令。
但是，这些高级陆军军官获得了一个该由他们来打击希特勒的最后机会。陆军同司法部合作进行的初步调查，很快就确定冯·弗立契将军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唆使的秘密警察诬陷阴谋的无辜受害人。据查明，这个积犯施密特确曾发现一个陆军军官在波茨但车站的阴暗处犯鸡奸罪行，并且因此讹诈了他好几年。但是，这个军官的名字是弗立许，不是弗立契。他是一个因病卧在床上的退休骑兵军官、在陆军名册里登记为骑兵上尉的冯·弗立许。
秘密警察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们逮捕了施密特，威胁他说，除非他说是陆军总司令，否则就要杀死他。害病的骑兵上尉也被秘密警察看管起来，以防止他讲出去。但是，他和施密特最后都被陆军从秘密警察的魔掌中夺去，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他们能在审讯弗立契的军事法庭上作证。
陆军的老派领袖们高兴极了。不仅他们的总司令可以洗清罪嫌和复任陆军领导，而且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阴谋，那两个在国内握有无法无天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阴谋将被揭露，这样他们和党卫队将走上4 年前罗姆和冲锋队的路。这对党和对希特勒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它将使第三帝国的基础［318 ］发生剧烈动摇，希特勒本人都可能倒台。如果希特勒要掩盖这个罪行，那么由于真相大自而问心无愧的陆军，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是，又一次，像过去5 年中发生过多次的情况一样，这些将军们不及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来得机智狡猾，终于被命运所彻底击败。因为这位领袖知道如何利用命运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却不知道。
在1938年1 月的整个最后一星期中，一种使人想起1934年6 月底情况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柏林。首都又充满了各种谣言。希特勒废黜了陆军的两个最高人物，原因不详。将军们在反抗。他们在策划着军事政变。弗朗索瓦—庞赛大使接到弗立契的请帖，请他在2 月2 日吃饭，后来弗立契又取消了这个邀请。大使听说他已被逮捕。传说陆军打算在1 月30日国会开会听取希特勒的五周年演说时包围国会，逮捕纳粹政府全体人员和它一手挑选的议员们。由于国会宣布会议无限期延期，这些传说显得更为可信了。这位德国独裁者显然陷在困难之中。他终于遇到了他的敌手——德国陆军的不屈的高级将领们。至少后者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错了。
1938年2 月4 日，德国内阁举行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不论希特勒碰到了多少困难，他现在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在这过程中还清除了那些妨碍他的人——不仅是陆军中，还有外交部中。他那一天在内阁中很快地通过了一项命令，并在午夜前不久就在电台上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这项命令开头说：“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率权。”
作为国家的首脑，希特勒不用说就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是现在他接掌了勃洛姆堡的总司令职务并取消了原来也是那位发花痴的新郎所主管的战争部。代替战争部而设立的是一个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全世界所熟知的机构，叫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Ｏｂｅｒｋｏｍｍａｎｄｏ ｄｅｒ。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简称ＯＫｗ），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希特勒是它的最高统帅，在他下面有一个参谋氏，却有一个叫得很响的头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这个职位畀予了奉承拍马的凯特尔，后者设法一直担任到底。
戈林本来一直自以为是能够继任勃洛姆堡的职务的，希特勒为了减轻他自尊心的伤痛，授予他元帅的称号，这使他成为拥有第三帝国最高军衔的军官，显然使他欢喜不置。为了消除公众的不安，希特勒宣布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因健康不佳”而辞职。这样，弗立契甚至在没有得到军事荣誉法庭审讯以前就永远地被摈除了，因为希特勒是知道这种审讯会使弗立契洗清冤枉的。在高级将领们看来，这似乎特别岂有此理，但是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因为他们也在同一命令中被排斥了。其中16人，包括冯·＇319＇ 伦斯德、冯·李勃、冯·维茨勒本、冯·克鲁格和冯·克莱施特这些将军在内，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44个被认为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的人，被调职了。
希特勒在经过一番踌躇后挑选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继弗立契统率陆军。勃劳希契将军在将领们中间名声颇好，但是后来证明，在碰到希特勒喜怒无常的脾气突然发作时，这位将军却和勃洛姆堡一佯软弱恭顺。在这个危机中间有几天里，又出现了一个会使勃劳希契像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一样丢官的两性问题。因为这位军官正要离婚，这是一件贵族军官们所看不惯的事。永远好奇的约德尔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桩错综复杂的事情。在1 月30日，星期日，他记载凯特尔召来了勃劳希契的儿子，“以便打发他去见他的母亲（他要去取得她对离婚的同意）”。两天后约德尔记载勃劳希契和凯特尔跟戈林碰头，“为了讨论家庭问题”。戈林似乎已自任为将军们性纠纷的仲裁人，他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同日，约德尔又写道，“勃劳希契的儿子带了他母亲的一封非常得体的信回来”。意思是她不会妨碍她的丈夫。戈林和希特勒也不反对离婚，这位陆军新司令在就任新职几个月后实现了这件事。因为戈林和希特勒都知道，他要娶的夏洛特·施密特夫人，像乌里希·冯·哈塞尔所说的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过激的纳粹分子”。婚礼在当年秋天举行。
它将证明——约德尔可能会再度指出——这又是一个女人影响历史的事例。希特勒2 月4 日的整肃不是只以将军们为限。他还把牛赖特清除出了外交部，而代之以思想浅薄、态度恭顺的里宾特洛甫。两个老资格职业外交官，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也被免职。驻维也纳的巴本也是如此。不中用的丰克正式被任命继沙赫特为经济部长。
第二天，2 月5 日，《人民观察家报》刊载着这种触目惊心的［320 ］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只有这一次，这家纳粹党报没有过甚其词。1938年2月4日，是第三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它走向战争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不妨说，在这一天，纳粹革命完成了，妨碍希特勒走上他久已决心要在德国一旦充分武装后走的道路的最后一些保守分子，已被清除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和牛赖特是兴登堡和老派保守分子所安置，是要他们起遏制纳粹党的过分行为的作用的，后来又添了一个沙赫特。但是在争夺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控制权以及德国军事权力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在道义上既没有足够的骨气，在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本领来和希特勒对抗，更不必说要胜过他了，沙赫特洗了手。牛赖恃让了位。勃洛姆堡，在他自己的袍泽的压力下辞了职。弗立契，虽然遭到了匪徒式的诬陷，却也毫无反抗表示就接受了解职。16位高级将领温顺地接受了解职——还接受了弗立契的解职。军官团曾谈论过军事政变，但仅仅是谈论而已。事实证明，希待勒一直到死都对普鲁士军官阶层保持着轻视，这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一声都不吭地让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道夫将军遭到官方认可的谋杀，他们现在又因循苟安地听任他们的高级将领被黜免解职。柏林多的不是急于想代替他们，急于想为希特勒效劳的年轻将领吗？陆军军官们所自诩的团结精神在哪里呢？它不是个全属子虚的神话吗？
在到1938年2 月4 日这个冬季日子为止的5 年中，军队一直拥有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实际力量。当他们在1937年11月5 日知道他在把他们和德国引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尝试这样做？弗立契本人在下台后作了答复。1938年12月18日，一个星期日，他在索尔陶附近阿希特堡的宅邪里宴请被解职的大使冯·哈塞尔，这所宅邪是陆军在他退休后拨给他居住的。
哈塞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见解的要旨”：“这个人——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弗立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他将把我们统统拉着与他同归于尽。我们是没有办法可想的。”
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决策大权已经集中在他的手里，武装部队也直接在他的统率之下，希特勒现在就沿着他的道路前进了。他以前没有给弗立契一个洗雪名誉的机会就把他解职了，现在为时过迟地给了他这种机会，设立了一个军事荣誉法庭来听取这个案件。由戈林元帅充当主席，陪审的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另外还有两个最高军事法庭的职业法官。
这次不许报界和公众旁听的审讯，于1938年3 月10日在柏林开始，但是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去就突然中止了，前一个晚上深夜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使元首大动肝火。别的地方正迫切需要戈林元帅和冯·勃劳希契将军。
第十一章 德奥合并：强夺奥地利
1937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职务从报纸报道改为广播报道，所以我的驻足点便从柏林转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我在10年前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时候的旧游之地。虽然在今后的决定性3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将在德国度过，但是我的报道整个欧洲大陆的新任务，却使我有机会高瞻远瞩，相当全面地来观察第三帝国，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发生前和发生时把我安排在成为侵略对象的那些邻国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仆仆往返于德国和当时正好是希特勒发泄怒火对象的那个国家之间，因而对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事件有了亲身的经历。这些事件无情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虽然我们亲自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对它们如何会发生的真相却知道得非常之少。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事关命运的决定、优柔寡断的时刻、主要当事人的戏剧性的遭遇——所有这些决定时局发展的情况，都是在表面的掩饰下秘密发生的，瞒过了外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的窥伺的眼睛，因此许多年来，其中大部分情况除了少数当事人外，公众仍然不知道。
我们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文件的出现和剧中尚存的主要演员的作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当时不能自由地叙述他们的经历，有许多人陷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因此，下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根据1945年以来所搜集的大量事实。但是，叙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人在发生一些主要危机和转折点时刻亲身在场，或许是有些用处的。例如，在奥地利停止存在的1938年3 月11—12日那个值得记忆的夜里，我正好在维也纳。
维也纳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来得和蔼可亲，更会享受当时那样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个多月以来，这个多瑶河畔充满了巴罗克式建筑的美丽的首都却生活在惶惶不可［323 ］终日的忧虑之中。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后来把2 月12日到3 月11日之间这段时期称为“痛苦的四个星期”。在1936年7 月11日的奥德协定的秘密附件中，许士尼格对奥地利纳粹党作了影响深远的让步。* 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的驻维也纳特别大使弗朗兹·冯·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和促使它跟纳粹德国合并。在1936年年底，他打了一个长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