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虽被命前往巢鸭监狱报到，但余患全身硬化症，不能步行半里之遥。余年已六十有六，实已无能为力矣。日本缔结三国同盟原系为促成和平，故余于日俄中立条约成立后即拟渡美商订太平洋协定。此事曾与近卫首相商妥。可惜近卫内阁不久瓦解，遂失却此一良好机会。吾人做梦也没有料到同美国开战。此殆为宿命所注定。及至战败则情况诚然严重。至余所爱好之俳句（日本歌赋），近亦毫无闲情逸致及之矣。”
松冈的这篇谈话无疑地是在洗刷自己的罪责，但也表现了他内心中的无限悲哀。回想当年在国联大肆咆哮和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热烈拥抱接吻时那种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豪迈气概，前后宛若两人。松冈洋右是日本政客中最狂妄的冒险家之一。他生长于美国俄勒冈州，幼时曾在该州充当僮仆，故西方报纸常称其为“俄勒冈僮仆”。回日本后，由于他能操流利英语，并善于逢迎军阀巨头和结识少壮军人，便逐步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他是日本首席代表。在国联大会上，他大肆咆哮并竭力诋毁中国，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41年4月松冈在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后启程回国，斯大林到莫斯科车站送别，在互相拥抱接吻之后，他对斯大林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条约，我一定要你的脑袋”，说毕以手加于斯大林颈上，作欲割状。此人言行之狂妄，于此可见一斑。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二）（2）
松冈虽然患病严重，但盟军总部还是把他按期逮捕入狱，在狱中进行治疗。在次年五月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讯审的时候，他被列名为受审的二十八名首要日本战犯之一。但是受审不到四个月，松冈便病死狱中。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在被告名单中被勾销了。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三）（1）
盟军总部第三次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2日发布的，距第二次逮捕令仅十三天。这次指名逮捕的是五十九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知名之士”，同时他们的战争罪嫌也都严重得使他们足够被划入“甲级战犯”之列。
这批被捕的战犯中有两名前国务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有一名日本言论界老前辈、八十三岁的德富猪一郎，还有一名七十二岁的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王。
第三批逮捕的五十九名的名单如下（括弧内各人的略历系日本终战联络事务局加注的）：
鲇川义介（贵族院议员、前满洲重工业日产社社长）
天羽英二（历任外务次官、情报局总裁）
青木一男（历任企划院总裁、大东亚大臣）
有马赖宁（历任兴亚同盟总裁、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藤原银次郎（历任通商大臣、国务大臣、军需大臣、查察使）
古野伊之助（同盟通讯社社长）
乡古洁（三菱重工业社社长）
浚藤文夫（历任农林大臣、内务大臣、国务大臣、大政翼赞会少壮团团长）
秦彦三郎（陆军中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陆军大学校长、关东军参谋长）
俊六（陆军元帅，历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臣）
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历任国务总理大臣、国务大臣）
广田弘毅（历任外务大臣、国务总理大臣）
本多熊太郎（外交官，前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
星野直树（历任内阁书记官长、国务大臣，曾与满洲有密切关系）
井田磐楠（贵族院议员、前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池田成彬（历任日本银行总裁、财政大臣、通商大臣、枢密院顾问官、三井合名总理事）
池崎忠孝（众议院议员、文部参事官，关于远东问题有若干著述）
石田乙五郎（陆军少将，前宪兵司令官）
石原广一郎（石原产业社社长）
上砂政七（陆军少将，前台湾军宪兵司令官）
河边正三（陆军大将，日华事变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继任缅甸派遣军司令官）
菊池武夫（陆军中将，以攻击“天皇机关说”著名）
木下荣市（陆军少将，东部军管区宪兵队长）
小林顺一郎（陆军大佐，大政翼赞会总务）
小林跻造（海军大将，历任海军次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台湾总督、中央协力会议议长、大政翼赞会会长，小矶内阁时曾任国务大臣）
儿玉誉士夫（战时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著有狱中内外记）
松坂广政（前法务大臣，检察总长）
水野太郎（前法务大臣，历任大政翼赞会顾问、兴亚总同盟总理，并曾参加其他各政治团体活动）
弁田口廉也（退役陆军中将，在缅甸作战时曾大事活跃）
长友次南（陆军少将，中部地区宪兵司令官）
中岛知久平（中岛飞机企业之创始人，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内阁顾问，东久迩宫内阁时任军需大臣）
中村明人（陆军中将，历任宪兵司令官、泰国派遣军司令官）
梨木宫守正王（陆军元帅、军事参议官、神宫祭主）
西尾寿造（陆军大将，历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东京都长官）
纳见敏郎（陆军少将，前台湾军宪兵司令官）
冈部长景（贵族院议员，历任内大臣秘书官长、陆军政务次官，东条内阁时任文部大臣）
大川周明（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复兴亚细亚之诸问题》及关于远东民族运动的各种著作，系一大亚细亚主义狂者）
大仓邦彦（大仓精神科学研究所创办人，历任东洋大学及上海同文书院校长）
大野广一（陆军少将，宪兵出身，前陆军第十一师团长）
太田耕造（法政大学教授，历任文部大臣及大政翼赞会总务长）
太田正孝（历任报知新闻社社长、大藏省政务次官、大政翼赞会总务）
樱井兵五郎（前民政党干事长，缅甸军政府首席顾问）
川良一（国粹大众党党主，超国家主义者）
佐藤贤了（陆军中将，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干事长）
下村宏（历任朝日新闻副社长、情报局总裁）
进藤一马（玄洋社社长）
盐野季彦（前检察总长、法务大臣）
四王天延孝（陆军中将，日本反犹太人协会会长）
正力松太郎（读卖报知新闻社社长）
多田骏（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
高桥三吉（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事参议官、大政翼赞会兴亚本部顾问）
田副武（海军大将，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大本营军令部总长）
津田信吾（钟实钟纺社社长，前大藏省顾问）
浚宫淳（陆军大将，历任参谋本部次长、军事参议官，在安南活动甚久）
横山雄伟（此人在战时始露头角，日本人及外国人均以猜疑之眼光视之）
——从以上五十九人的情况来看，这次指名逮捕的战犯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他们的代表性是相当全面的。其中不但有军人、政客、外交家，而且有企业家、财阀、出版家、言论家，还有一般人认为不可侵犯的皇亲贵族。
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三）（2）
自从这个名单公布之后，日本上层社会便掀起了一片恐慌和疑惧。那班一贯欺压人民的头面人物几乎人人自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同日本侵略战争有关，都是有战争罪嫌疑的。他们害怕这一阵来势汹汹的逮捕之风将来会越刮越大，有朝一日会刮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多余的。由于美国逐渐地表现出对日本反动势力的袒护态度，战犯逮捕之风不是越刮越大而是越刮越小。我们将可看到：自从第四次逮捕令发布之后，这股风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一股相反的风，那便是庇袒战犯之风，释放战犯之风。
这一批指名逮捕的五十九人，正同上一批那些人一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逮捕令发表后十天以内自动前往巢鸭监狱去报到投案的。盟军总部规定战犯们在十天期限内自动前往监狱报到的这个办法，在战后日本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出过任何意外。这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之下，这个办法确是实际可行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的日本完全孤立起来了，四面都被盟国海军所包围，对外的出路完全断绝了，任何战犯要想逃跑到国外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日本一向是一个著名的“警察国家”，国家警察对于各地的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非常周密，侦查得非常认真，登记得非常严格。因此，任何战犯要想在国内躲藏起来也是极端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极大多数被指名逮捕的战犯们都乐于在限期内自己最方便的一天离别家人，携带行李，从容不迫地自动到监狱里去报到，而不愿不光彩地被宪兵们戴上手铐，绑上囚车，押解而去。在投案前后，有些人还对外国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申述自己的感想或洗刷自己的罪责。例如，前陆相俊六元帅对外国记者说：“本人遭到今日之事早在预料之中。深感战争责任之重大，对本人过去之经历实无强辩之余地。”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也说：“事已至此，毋宁自动前往接受处分为愈耳！”但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却对外国记者说：“世人多误会余为日本法西斯之指导者，殊不知余实反对法西斯思想之人。”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则谓“本人被列名战犯逮捕，或系出于某种误会”。
八十三岁的日本新闻界耆宿德富猪一郎（别号苏峰）也是自动投案的。当逮捕令发表的时候，他正在热海伊豆山养疴。在他老态龙钟、蹒跚入狱之际，他作了一首述怀的汉文短诗，颇为日本人所传诵一时。诗云：“血泪为谁振，丹心白首违；沧桑转瞬变，八十三年非。”
在第三批指名逮捕的甲级战犯中，另有一人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轰动，那便是儿玉誉士夫。儿玉是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期那个著名的特务机关（“儿玉机关”）的主持人。他原系一个年轻的“白面书生”，论地位和年龄都够不上“甲级战犯”的资格。但是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责深重，才使他列名为第三批逮捕的主要日本战犯之一。
恰巧在第三批战犯逮捕令发表的那天（12月2日），日本报纸大登特登关于儿玉贪污致富的一项骇人听闻的报道，说他在主持上海儿玉机关的时候，由中国人手中讹诈盘剥了不义之财达三十万元之多。三十万元本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在日本侵略巨头中，凡是在中国久混过的，哪一个不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不过由于儿玉贪污的报道恰巧是同对他的逮捕令同一天发表的，因此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特别注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玉并没有被编入第一批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之列。相反，他在巢鸭监狱呆了不到三年工夫便被盟军总部擅自释放了，而他那曾经轰动一时的“贪污致富案”更是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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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对主要战犯四次逮捕令（四）（1）
盟军总部的第四次甲级战犯逮捕令是在1945年12月6日发布的，距第三次逮捕令仅仅四天。
这是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逮捕。命令中指名逮捕的只是九个人，其中有两个（近卫、木户）是日本政界特别重要的人物。名单如下：
近卫文（公爵，曾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者之一）
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历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厚生大臣、日本皇室机要顾问、重臣会议主持人）
酒井忠正（伯爵，贵族院副议长）
大岛浩（陆军中将，驻德大使）
大河内正敏子（理研所所长）
绪芳竹虎（历任国务大臣、情报局总裁）
大达茂雄（贵族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伍堂卓雄（历任通商大臣、铁道大臣）
须弥吉郎（历任南京总领事、驻西班牙大使）
——以上九名中最引起震动的无疑地是近卫和木户两个巨头。木户是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又是日皇最亲信的心腹。他是内阁与皇室联系的中心枢纽，十多年来他是日本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日本政界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近卫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最后一次指名逮捕的人物之中，近卫文的逮捕以及他以后的自杀无疑地是最引起日本社会震动的一桩事件，有简单叙述一下的必要。
近卫文麿近卫在日本政界是一个“风云人物”。他以贵族公子哥儿的身份，常自诩为“命运之儿”，意思是说他是幸运的宠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之骄子”。他一贯受着日本硕果仅存的惟一###和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因而爬上了日本政府的最高层。
同西园寺一样，近卫也三度担任过国务总理大臣，时间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亦即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这四年之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扩大和持久，近卫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在他的首相任内，他屡次叫喊着：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与西园寺的期待相反，近卫不但不制止或稍微约束一下那班侵略成性的军阀们的狂妄野心，反而一味附和他们，从中推波助澜，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和拥戴。
然而，近卫毕竟不是军阀出身。他虽为日本侵华战争卖尽气力，却仍然不能取得军阀们的完全信任，同时他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使日本投入更大的冒险。因此，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的前夕，他便被赶下了首相的宝座。代之而起的便是那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军阀头子东条英机。
由于没有直接参加发动太平洋战争，近卫估计美国对他的感情可能不坏，因此在日本战败、快要投降的时候，他又以公子哥儿的姿态，亟谋重登政治舞台。在东久迩宫亲王任首相的投降内阁中，他担任了一名不管部的国务大臣。1945年10月5日（距日本投降仅一月许）这个寿命不及两月的东久迩宫内阁实行总辞职，继之而起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