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4）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过：“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刘、邓深知，进军大别山的千里征途河流纵横，敌交通便利，易于机动，故应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避免敌人及早觉察我战略意图，遂决定将主力分西、中、东三路南进，而蒋介石此时对我军战略意图毫无觉察。反认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伤亡较重，难以再战，可能要北渡黄河“逃窜”。刘、邓将计就计，以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声势，以暂归刘、邓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敌人，掩护刘、邓主力南进。并以一部破击平流路，其中一路破路后由平流路西侧南进大别山。以分散迷惑敌人。部队动员时也严格保密，不暴露战略意图。
正当敌军迷惑不解之际，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突破了敌人未及完成的合围圈，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为极端保密，部队不断改变番号，有的伪装成地方部队，结果部队行动10余天，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战略意图，反认为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直到我军突破沙河，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此时，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拦截封锁为时已晚，故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误判我军战略企图很感失望。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外军战史上，拿破仑于1813年曾两次突然由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结果均未收到预期结果，不仅浪费时间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顿几乎陷入险境。可见，即便是充分做到出其不意，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下定决心和进行强行军。”
狭路相逢，身先士卒。8月7日晚，刘、邓率十几万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向敌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指战员们跨陇海铁路，渡黄泛区，突破沙河。这一突然的战略之举如同一柄霍然出鞘的钢刀，直插大别山这一敌之战略腹地。23日，当刘、邓率野司和六纵进到汝河北岸时，发现敌先我到达汝河南岸，占领渡口，在飞机配合下截断我军去路。此时，尾追之敌距我军后卫仅30公里。
刘伯承一改往日儒雅风格，高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接着说：“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过不去或转回去，就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在刘、邓亲临指挥的鼓舞下，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在天亮前突过汝河，从敌人防御阵地中杀开一条通路。这时，刘伯承判断：敌肯定要在汝、淮之间阻拦我军，企图使我功亏一篑。因此，部队不应恋战，要抢先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淮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刘伯承说：“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结果，抢渡淮河成功，8月27日，刘、邓率军进入大别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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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5）
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之举表明：“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刘邓大军这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此后就一直高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头上！
这里，有几件小事也反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难困苦。
一是刘、邓接到党中央、毛泽东急电，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后，为了轻装，炸掉了重炮和缴获的美式吉普车。
二是过汝河时，邓小平一直站在汝河边指挥部队尽快过河，天上飞机不断轰炸，纵队首长一再催促他先过河，可他还是坚持等大部队都过后他才离开。过河时，警卫员由于慌张，不慎把邓小平的行李掉进水中，捞上来时，粗布被子已经被染得一塌糊涂。邓小平则安慰警卫员说：正好，以后可以当花被子盖了。
三是过淮河时，刘邓大军冒险涉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多路，追兵就赶到北岸。不料河水已经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官兵无法想象刘邓大军怎样涉渡，只好望河兴叹。原来，刘、邓涉渡淮河时，恰好是两个洪峰之间，空过时间约20个小时以内，他们是抓住这个空隙之间过去的。刘、邓是先洪峰即将到来而过河的。而追兵赶到，恰好是洪峰到来，也许是天造地设，邓小平诙谐地说，这是“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
说到抢渡黄河和进军大别山，很多画册常用这两幅照片：一是船工们在黄河岸边撑着船，船上坐着渡河的指战员。二是指战员乘坐马匹，涉过遍地积水泥淖、浅则及膝，深则及脐的黄泛区。两张照片均为夜间拍摄，图像还是十分清晰，但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紧张、秘密的气氛。
初入大别山的邓小平马上就提出这样响亮的口号：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笔者曾结识一位老人叫郭汝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军衔至中将，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他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后来担任四川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称笔者与他是“忘年交”，他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笔者曾去探望他，并通过他认识了另一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宋希濂。
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曾采访郭汝瑰，了解国民党方面当时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反应和淮海战役中的一些情况。于是，他对剧组人员讲道：
“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进去，他本身是个危险的事情，他敢干，他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都分散了。”
刘邓大军迅速挺进大别山区，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蒋介石急忙调集了33个旅进行全面“围剿”，大别山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下达了指示，指明今后的任务是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这一天，天气炎热。邓小平站在一张方桌前，桌子上没有讲稿，连提纲也没有，只有一把水壶、一只水碗和搭在上面的衣帽。但是，邓小平深入浅出的报告内容，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周围席地而坐的干部们发出会心笑意。他一语中的：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这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接着，他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提出目前的具体任务。
邓小平慷慨激昂地讲道：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十分光荣，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十分坚定！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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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6）
“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最后以有力的手势，结束了报告，指战员们报以热烈掌声。一位记者抓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9月，刘邓大军在商城、光山两县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南线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鉴于敌军的分进合击，实行包围，10月，刘、邓以两个旅伪装主力留在北麓与敌周旋，以主力7个旅趁机前出鄂东，在敌情严重，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发起张家店、高山铺战斗，开辟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率部在大别山区的英勇行动，不仅使武汉三镇一日数惊，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胁。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刘、邓部“有向九江渡江进攻之势，斩断长江，重建早前的赤区。”遂设立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主任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指挥部队沿江守备，以巩固江防，后侦知二野无此企图，乃是一场虚惊”。但是，敌军为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大动脉，仍集中33个旅的优势兵力，以肃清我军为目的，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一时间，大别山区上空战云翻滚，“清剿”与反“清剿”大战一触即发。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身临前线的刘、邓敏锐地意识到：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关系极大。于是，刘、邓决定分兵！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指挥三个纵队并结合军区武装，在大别山区内线进行小规模战斗和游击战争，继续有力地牵制敌军；刘伯承率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并指挥第一、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扩建根据地，并配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歼敌。刘在淮西指挥全局。
刘、邓曾为谁率部坚守大别山有过争论。显而易见，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可谓是重中之重。所以，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留下，结果，还是被邓小平抢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很显然，李先念、李达是辅助邓小平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