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2）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在省会南昌市西南方向新建县，有一片丘陵，因为地势较高，可远眺南昌城区，故称为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就设在这片绿树环抱的土岗上。军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去楼空，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
——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
将军楼的住户，开始了在这里生活的第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这也许是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吧。只见他披着上衣走下楼梯，然后穿过一楼客厅向楼外走去。在院子里，他伸开双臂，活动活动筋骨，就迈开脚步，快步地顺着院内的竹篱笆墙散起步来。大概是觉得在小院落里环绕散步，不如到院外去好，所以想到外边看看。突然，他往外走的脚步一下子停住，锐利的双眼落在院门口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两双警惕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转过身来一看，戎装整齐的监管人正站在楼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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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3）
此时此刻，邓小平明白，居住环境虽然幽静宜人，但他们仍然是住在将军楼里的“囚徒”。想到这里，邓小平转过身来，继续在院内散起步来，把所有注视他的目光远远地甩在身后。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有的当事人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则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作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斗士，决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
后来到邓小平身边生活的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当时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
1969年11月的一天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新劳动服，由监管人陪着，迈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自己“劳动改造”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走去。当时，该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叫罗朋，曾在刘、邓领导下工作过。他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心里想：邓小平、卓琳每天往来于步校和工厂之间，如果走大路，要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特别是要经过长途汽车站。邓小平已65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巨大冲击，心情极不愉快。如果在大路上再遇到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他以更大刺激。所以，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随后，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铲除荆棘，移开乱石，加宽田垄，遇到坑坎就填满铲平。几天后，小道修好了。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路变得平整、坚实。
不幸的是，一天中午从工厂回来时，走在小路上的邓小平脚下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对他这样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跤很重了。但是，邓小平没等别人来搀扶，就马上自己站起来，拍了拍身上沾的土，顽强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回去。第二天，他没能到工厂劳动。
当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安。罗朋等带领工人们把小路又修了一遍。他们实在不愿意这位不幸的老人再遭遇到什么不幸。
这条由工人们修整的，印满邓小平夫妇足迹的小路被称为又一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夫妇含辛茹苦的记录，是工人们关心爱戴邓小平的历史见证。
邓小平曾对老工人说：你们这一类工人都有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工资很低，我都知道的。在修造厂工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是自己的朋友。在劳动期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邓小平刚来厂劳动时，被安排擦洗零部件，后来被安排做钳工活，他很高兴，马上说：“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汗，我还可以多活几年”。经安排，他来到车间一个角落新工作台前，顺手抄起一把锉刀，熟练地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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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一旁的陶端缙很惊奇，看着邓小平有板有眼地锉着，心想：工厂里恐怕还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老邓这几下子呢。嘴上不禁赞叹起来。邓小平笑了笑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当过钳工。我是老钳工哩，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有那时好。”
邓小平加工的第一种零件是轮胎螺栓，第二种零件是车厢门板。这两种零件加工、修整的工作量都很大，但邓小平加工得又快又好，竟一时出现了毛坯供应不上而停工待料的情况。这使工人们从心里感到敬佩。
有一天，工厂一位技术员来到车间。陶端缙连忙上前说：“老邓手头没活干了，怎么办？”技术员想了想说：“让我和老邓一块儿试做一个丝攻绞手吧，这个活儿不重，可是锯锉的手脚很多，起码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干完。”
随后，技术员从废料里找到一块料头，拿起毛坯，带着手弓锯，来到邓小平身边，听完技术员关于这种丝攻绞手作用、加工过程的详细说明，邓小平和善地说着：“要得。”
两个人轮流地干起来。邓小平详细询问技术员简历，对他的特长不能很好发挥表示理解。技术员也主动把自己做的毛坯交给邓小平，请他指出来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邓小平仔细看完后，并不说什么，只是根据设计要求认真加工毛坯。边锉着，边察看毛坯的尺寸和光滑程度，使它达到质量要求。
经过两个人密切配合，两星期以后，这种丝攻绞手夹具终于制作成功了。它是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X形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料加工而成，使用起来可成倍地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当工人们为这种省力、节时、高效的夹具做成而向邓小平表示祝贺时，他却讲：“是技术员的点子，应该表扬他。”
邓小平的劳动观念很强。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头脑中感到天旋地转，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一个工人早已跑到工厂大门口传达室，告诉在那里的监管人。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随即他跑到修理车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邓小平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便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