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痛绝。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十分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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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2）
随后，邓小平用一个下午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信写完后经监管人转给江西省革委会，再转毛泽东、党中央。
毛泽东看到这封长信如何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联想起了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功绩。一个多月后，他突然决定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肯定了陈毅的历史功绩。并且在同其亲属交谈中提到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大军。把邓小平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执意搬掉“刘邓路线”的时候，也未将邓小平真正划到自己的对立面去。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期间，江青等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还是明确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指刘少奇等）不同，而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赶尽杀绝。有几种说法，中共九大召开以前，毛泽东曾建议邓小平同陈伯达等人谈谈，邓小平婉言拒绝了；邓小平离开北京去江西前，曾和毛泽东谈过话，毛泽东讲邓小平有事可直接写信给他；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在干什么；毛泽东曾派身边的同志专程看望过邓小平。以上种种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不过，周恩来作为邓小平亲密的兄长，他的举措是非常巧妙、坚决有力的。现已得知，邓小平他们三位老人之所以由遣放到江西赣州改而到南昌，是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一年后，周恩来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林彪一伙兴风作浪、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之时，周恩来竟然不寻常地向身边保健医生说：这里有我的两个熟人，一个是你的同行，“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历史的巧合是：当邓小平在南昌讲“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之后，周恩来也讲“林彪之死，天造地设”。1972年1月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讲邓小平的那几句话时，周恩来意识到，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决定性转机。而且将是解放一批老干部的先声。于是，他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包括对邓小平评价的话传出去。同月下旬，他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明：林彪这伙人就是想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4月他又亲自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时，邓小平家“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中央还批准了邓小平关于让儿子回北京治病的申请。
所有这些来自北京的信息，通过子女们传递过来，邓小平也能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的复杂心绪，他也在为复出努力着。8月，邓小平第四次和全厂职工听了林彪、陈伯达历史罪证材料的传达后，心里仍很不平静。他拿过文件认真阅读起来，对重点地方反复琢磨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过去觉得林彪很会打仗，虽然不是每仗必胜，但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也许是一个长处。可是，仅我知道的，他在历史上就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长征途中搞秘密串连，要改换遵义会议后领导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人。二是抗美援朝时拒绝领兵去朝鲜作战。实际上，他是怕美国，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自我批评的气氛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邓小平点了支烟，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继续他的思考：全国解放以后，我从林彪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忌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他说刘伯承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当时我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陈伯达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他会写但也忌妒别人能写，从没听他说自己在哪件事上搞错了。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
邓小平回忆着，思索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林彪、陈伯达的问题再次上书毛泽东和党中央。于是他大步走回房间，摊开纸，行云流水地写起来：
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3）
……如果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尽管人民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要经过多长时间痛苦的历史反复啊！
夜幕已经降临，寂静的小院显得格外冷清，邓小平举头眺望窗外，只见昏黑的夜空越来越多的星星眨亮了眼睛。他低下头，思忖了一下，又飞快地写下去：
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这时，邓小平又想起了多年来了解自己的毛泽东，想起了林彪、陈伯达要置他于死地时毛泽东坚决保护的态度，国家目前的混乱局面，一种强烈的革命责任感驱使着他，他要用笔下的文字告诉毛泽东：
自己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和第一封信一样，这封数千字的长信写完后，通过江西省机要渠道转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这一次，毛泽东直接在信上批写了关于邓小平的历史功劳的一段话，并强调：“这些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这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国的政治局势将要出现一个重要转机。
尽管毛泽东出面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但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事却被搁置了4个月。直至同年12月18日已被查出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出面提醒，才又有了进展。1973年2月下旬邓小平奉命回到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下旬，邓小平分别面见了周恩来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在玉泉山长谈并共进晚餐。4月12日，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从1966年被“打倒”，邓小平经过了6年多的磨难，首次公开露面，他终于第二次复出了。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1）
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
邓小平复出后分管外事工作，他更加谨言慎行。比如，他同江青等人出面接待外宾，插话很少，有时一两个小时会见，只说一两句话。尽管如此，他主管的外事工作，也屡受江青等人的无理干扰。首先是在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问题上，江青坚决反对。这是她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向邓小平发难。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部提出的建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其实，这一世人瞩目的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外交部的提议无疑是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但是，江青坚持反对，使得这次会议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明确表态：他在外交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江青看到这个批件非常恼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来提交的报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结果，除江青一人外，其他委员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对此，江青大闹政治局，把十分严肃的会议搅得很乱。毛泽东在会后得知江青的表现，十分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才使江青收敛了嚣张气焰。
4月6日，周恩来抱病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由于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多数委员也前来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政治局委员们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6年以后，邓小平自述：“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1974年10月，江青一伙在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建议后，借“风庆”轮事件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本来，国产货轮“风庆”号远航成功，江青一伙异口同声这是“路线问题”，反对崇洋媚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相反，邓小平、周恩来只在文件上圈阅。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2）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于是，她大施淫威，用泼妇式的语言谩骂起邓小平来。
邓小平忍无可忍，站起身来，愤然退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其他委员们相视无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为得到毛泽东支持，江青一伙经过连夜密谋，派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遭到严厉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但江青一伙又找人向毛泽东反映所谓的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周恩来洞烛其奸，说这是江青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10月2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继续小题大做、胡作非为，又一次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11月12日，他又当面称赞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随后，他又表示：“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一点。”毛泽东笑着说：没办法呢，只好提起来了。
这一年底，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面商四届全国人大各项方案时，又一次地批评了王洪文，并当着他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强。”毛泽东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笑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他为邓小平顶替自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感到高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经过几番较量，“四人帮”失败了，每次较量结果，他们都遭到毛泽东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相反，他们视为篡党夺权巨大障碍的邓小平每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