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新闻界一直关注着邓小平。《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评选他为十年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突破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于1982年专门派人前往莫斯科商谈，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互派特使，围绕着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举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终于，以中国外交部长访苏为标志，两国长期对峙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此前后，两国的贸易、科技等往来有所增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所恢复。这时，82岁的邓小平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会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3）
结果，随着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逐渐消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来到中国。这是自1959年以来的30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邓小平向客人讲起了20多年前的中苏论战，他认为，当时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接着，邓小平向对方讲了两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近30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他平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建议：“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在宴会上双方又共同举起酒杯。邓小平提议：“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请大家干杯。”
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举杯庆贺关系正常化之际，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在中国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他认为自己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七年中，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随即，70多年来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此时，东欧又发生了剧变。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照例是迎着旭日，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面前，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社会主义中国，观察她能否经得起严峻考验。
此时的邓小平告诉大家：对整个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很从容地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最明显的就是1989年7月，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此时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10年来的最低点。对这些所谓的“制裁”，40年前邓小平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在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面前，邓小平以“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魄力和胆识，确定了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具体讲：一是向美国强调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二是美国应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我们绝不会乞求美国取消制裁；三是美国首先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
结果，美国方面于1989年10月和12月，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试探也好，求和也罢，终究是他们来到了中国，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邓小平严肃地对尼克松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还有一个国格。他对总统特使说的是：“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尼克松从邓小平这位85岁的中国老人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的态度可以说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他的话是那样的入情入理。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4）
经过几年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和美国自己开始自行消除与中国正常关系的障碍，“制裁”、“封锁”、“孤立”宣告破产。事实证明了邓小平说过的话：“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志指出：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1）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悼念刘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邓小平带领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详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不是很多的。
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早在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时，在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说刘伯承讲，我死了以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邓小平。传闻毕竟是传闻，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又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当然，这个传闻表明了战友的情深意重。但结果是，94岁的刘伯承去世后的追悼会，的确是邓小平主持的。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之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按照农历，虽然都是龙年生，但刘伯承大邓小平整整12岁。两个人的阅历、性格爱好不尽相同。刘伯承是“川中名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足智多谋。邓小平则早年出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上海地下秘密工作，领导了百色起义。1937年，由原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就是由刘伯承担任的。不久，邓小平也来到这个师担任政治委员。
十几年的战火考验中，两个人彼此确实是“相知甚深”。邓小平这样高度评价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难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其实，这段评价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的坚强党性和高贵品格。
邓小平曾这样称赞刘伯承：“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其实，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邓小平崇高的信仰和执著的精神。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2）
刘伯承是军事主管，但是他对邓小平主管的部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两个人已不直接在一起共事的20多年以后，邓小平还回忆说：“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刘邓并肩指挥着一二九师，直至她后来发展成为“刘邓大军”。
——两个人共同运筹帷幄。有的老同志回忆：1940年的一天，他亲眼目睹了一幅充满着融和、协调、高尚品质的画面：室内光线暗淡，刘师长和邓政委正并肩地站在一张钉在墙壁上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邓政委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师长手指的地方，当刘师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邓政委拿着蜡烛的手也就随着刘师长的手指头方向移动。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光线暗，地图上标志又小，邓政委就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他们还不时商量着部队移动的路线。当他们看完地图以后，开始同来者谈话。原来是敌人开始“扫荡”，刘、邓担心上次战役俘虏是否送往后方，得知已经送走，两个人才放下心来。
——两个在分别以后相互关切。1942年，为了扭转因日军疯狂“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刘、邓暂时分开指挥，刘伯承留在太行山，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去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经常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政委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3月29日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当时敌人封锁很严，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向参谋问了多次。天快亮了，刘伯承到机要科来，恰好陈赓来电报，他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看一个字，不时还猜一个字，猜得很准。译电员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回去睡觉。
——两个人在定下重大决策时相辅相成。1947年8月1日，刘、邓等首长在商定何时进军大别山，会议开得异常热烈，但大家都仔细地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言一行。最后，刘伯承经与邓小平的简短交谈，然后郑重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出动，然后阐明了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进军部署。其间，邓小平不时点头，待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布置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退，直进大别山”。随后他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还有，后来两人和陈毅定下淮海战役攻占宿县，第二阶段先打黄维兵团等重要决策，都是他们相辅相成的结果。
——两个人在紧急时刻共同决断。1947年8月进军大别山的途中，过汝河时，遇到了南进当中最险要的时刻。前有阻敌隔河相峙，后有追兵尾追不舍。刘伯承高声地号召指战员：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