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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2）
邓小平认为现在比较年轻的干部，将来也要向更年轻的人交班，他希望老同志“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对有才干的人就要积极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总之，对建立第三梯队这个问题，一定要硬着头皮解决，如果犹豫，一旦有事，损失就大了。
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了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了，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又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实践表明，邓小平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啊！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国某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对方谈到党内领导存在着老化问题，并询问怎样解决时，邓小平同志干脆地回答，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对年轻人要鼓励、要帮呀！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按照四化标准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三梯队”，这具有“战略意义”，是“战略决策”，“战略安排”。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二）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某种程度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无论如何也要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走。否则，实现国家四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中共十三大，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使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其成员平均年龄降低了十多岁，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
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不担任党和国家的任何职务。但是，根据全党的共同愿望，他只好半退，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过，他要求军委主席下边设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放手让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领导人独自处理问题，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渐渐脱离政治舞台。
（三）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还没有平息时，5月31日，邓小平同###、姚依林谈话，6月16日，他又和###、###等人谈话，集中讲述了自己对组成一个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此后，他在与党内、军内同志谈话和会见外宾、友人时的谈话中，从不同侧面继续讲述自己对新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观点。这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在晚年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明确地把我们中央领导集体按代来划分，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核心是毛泽东，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任去世后又加了陈云。中共八大组成了毛刘周朱陈和邓小平在内的六人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感到我们党这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集体都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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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3）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率领人民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领导集体“前期是好，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党仍始终保持以毛泽东为核心，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也没有能把共产党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等，其中，邓小平所处的地位，是“核心”、“领班人”、“主要决策者”。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全党工作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同样，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还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先后提出两个人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实事求是地讲，虽然“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起邓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从历史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大课题的考察和论证。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80年代至9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欧变化和苏联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他们采取敌视态度。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某种挑战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取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邓小平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思考。
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虽然他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关键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4）
然而，邓小平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分量太重”，国际上好多国家也把对华政策放在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这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他谢绝了党和人民推举他为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愿望，推荐比较年轻的领导同志在第一线工作。从80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标是完全不工作。有时候出点主意，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参与一些。他还风趣地讲，这是“尽量偷懒”，是最大的“官僚主义”。1989年，他在处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初建，党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之际，义无反顾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9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专门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他们：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犹豫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退休方式，简单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好处”。他对退休后的军委主席人选作了交代，并且不希望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宣布自己起个什么作用。
多年来，邓小平经常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他认为自己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有很大益处。因为这样有利于树立新领导集体的威信，锻炼其工作能力，以便他们早日全面担负起重任。邓小平从微观考察，从自己退休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解决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未能解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对应该建立怎样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些意见。
邓小平认为，“要选马克思主义者”，要选“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很显然，邓小平主张要使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进入领导层，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要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面的英勇精神的班。”邓小平几次讲：“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斗争中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一方面为会议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表示欣慰，认为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同时也谆谆告诫：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又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经过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
所以，邓小平希望，全党各级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关于学习内容，他非常赞成陈云提出来的主要应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学习过程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总之，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其次，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总之，“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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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5）
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们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邓小平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是历史对进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里每个成员的“最根本的要求”。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胸襟宽阔，因而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所以，党和人民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政治胸襟开阔，就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一切方面”。可见，识大体，顾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样就会有很好的大局观。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管大事的，所以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任何局部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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