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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1972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parative Politics； IV（3）； 1972年4月，页386。＇。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低调的开端
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 他们之中少数人，“土地与自由”组织的成员，拒绝作“来去如飞的宣传员”； 愿意从事更深入的工作，但也只在农村多待了几年；见Wortman； 前引。＇，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 R。 Wortman； 前引；F。 Venturi；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 révolution。Histoire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e siècle； t。 2，页832…841。＇。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收录在《李大钊文集》卷一，页648…652；M。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页75…89。＇。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1920年代一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澎湃＇ L。 Bianco & Y。 Chevrier；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页503…511。＇，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 关于李大钊对毛的影响，见M。 Meisner； 前引；以及S。 Schram； Mao Tse…toung； 页27…32。＇。尽管1949年以后向遣送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 M。 Selden； 前引。＇。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1950…1970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低调的开端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 T。 Scharping； 前引，页144。 在那两年期间，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省及山东省一共遣送了2560名青年去“北大荒青年志愿垦荒队”；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30日第四版。＇。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定宜庄，前引，页46；《黑龙江省志 劳动志》，页127…130。＇。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 河北省志 劳动志，页100。＇。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见他们其中之一的Morgun的经历，载于M。 McCauley，前引，页174…176。＇。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 定宜庄，前引，页60…68。＇。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 1959年各个青年志愿垦荒村纷纷并入国营农场系统。最为讽刺的是，到了1963…1964年间，这些农场“精简”机构时，有118名以前作为模范典型广为称颂的女垦荒队员被压缩了出来，她们当时已经与其他的垦荒队员结了婚，最后被逼退职当家属。杨华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她们在1970…1980年期间多次写信给中央，甚至写信给胡耀邦，但始终没能解决复职问题；见刘小萌，前引，页782…785。亦见李眉主编的《荒原上的足迹》，页207，这本书收集了当年北京志愿垦荒队员的回忆录及有关文章。＇。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 T。 Scharping，前引，页145。Scharping所引的是估计数字。根据官方资料，1957年底有“7万9千多”名城市青年去了农村，见张化，前引，页142。＇。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 T。 Bernstein，前引，页52。＇。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 《统计年鉴》，页90，107。＇。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 定宜庄，前引，页185…187。＇。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 《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第一版。＇。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 遇罗克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写的一篇名为“出身论”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揭露凡被共产党政府鄙视的人士的子女遭到社会歧视的现象。该文刊登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份红卫兵报纸上，顿时引起极大反响，但作者因此在1968年被捕判死刑，并在1970年公开处决，他当时只有28岁。见《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日第一版及1980年7月22日第三版。亦见遇罗文，《我家》，以及徐晓等；《遇罗克》。＇，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 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 有关遣送出身不好的青年下乡以及遇罗克，见定宜庄，前引，页286…289。＇。
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 S。 Rosen； 前引，页23；《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4207；页15；《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山西日报》1963年3月26日。＇，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 见本书，页87…88；定宜庄，前引，页193…216。＇。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