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
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9。＇。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 见本书，页65。＇，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 顾洪章等，《始末》，页76。＇。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 顾洪章等，《始末》，页79。必须指出，这个数字比1975年公布的1955…1966年期间120万下乡人数要高很多；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 当年很少公布具体统计数字。《工人日报》曾经提供一个总数：共有292 000名青年在1962年春到1964年春期间下乡，其中包括社会青年（没有列举具体数字）；见《工人日报》，1964年3月22日，第一版。＇。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的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 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破”四旧，这就招致了1966年8月以后的大量打砸文化遗迹以及伤害有关人士的暴力行动。＇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 S。 Rosen，前引，页19。＇。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前引；T。 Bernstein，前引，页263…289；定宜庄，前引，页391…396。＇。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8。＇，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 刘小萌，前引，页77。＇。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
“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 小兵，22，1968年2月17日，在T。 Bernstein，前引著作中引述，页279。＇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页165…166。＇。通过报刊号召回乡＇ 《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社论，本书序言曾引述，页15。＇，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CCP Documents ，页560…563。＇，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 比如，在上海对社会上一小撮出身反动的顽固不化分子实行“群众专政”，以迫使其他人下乡；见《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16…17及《文汇报》1968年6月7日，刊于SCMP； 4216； 页3…4。＇，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 S。 Rosen，前引，页64。＇。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 访问X。X。的纪录，1978年7月5日。＇，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
红卫兵成了知青
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出发了（1968…1969）
1968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清除了。周恩来政治上勉强站稳了，不过明显地排在毛泽东的后面，而毛得到林彪领导的军队的支持。因此，伟大舵手成了活菩萨，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控制国家。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 见刘小萌，前引，页110…113；曲折的见证：《草原启示录》，页1…6。＇。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刘小萌，前引，页114。我们的一位访谈者就是那一批青年之一，见本书，页239。＇。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 为了推广文化大革命，毛在1966年6月提出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串联，由国家负责所有经费，包括旅费。年轻人们紧紧抓住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机会进行免费革命旅游，后来政府几经困难才得以终止这场代价不菲的运动。＇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 “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 刘小萌，前引，页116…119；顾洪章等，《始末》，页101…102。＇。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刘小萌，前引，页119…121；顾洪章等，《始末》，页98…99，以及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23。＇。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 同上，以及刘小萌，前引，页134…137。＇。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 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收录在《北大荒风云录》，页173…175，以及张抗抗，《大荒冰河》，页35。在挑选知青下放去内蒙时，也同样存在这种歧视。＇。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 刘小萌，前引，页135，131，151；顾洪章等，《始末》，页102…103。＇。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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