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3、966、969。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没有列出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学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镇户口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专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些认为有400万，城镇学生占40％，这似乎有点儿太武断（顾洪章等，《始末》，页96、112），另一些说有500到600万，还有些说超过600万（史卫民等，《知青书信选编》，页3）。1985年一个官方资料来源称有640万（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页XI）＇。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 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 10月底，调动的7万2千名城镇知青中，2万3千人进了工厂，1万人入了伍；见《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80。＇。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31。1995年底到1996年初金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案例调查。可惜，由于某些数据不足或含糊不清，调查没能提供每一届下乡学生的准确比例数。＇。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上海劳动志》，页112。＇。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在研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省志中，我们发现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的因省而异。有关各省上山下乡人数，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2…303。＇。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 见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页134。 ＇。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新华社讯，1970年5月3日，刊于SCMP；4655；197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 同上，页85。＇。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 《北京志 劳动志》，页45。＇。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6。＇。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 《湖南省志 综合经济志 劳动》，页68。＇。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 顾洪章等，同上；刘小萌，前引，页275…284，尤其是第279…281页上的表5…2，清楚地显示了省一级负责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极端繁复。＇。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 《安源县知青志》，页4…6。＇，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 据河北省电台广播，1970年10月30日，刊于SWB，1970年12月12日。＇，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 新华社讯，1969年6月26日，刊于SWB，1969年7月15日。＇。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 除了那些归地区、县或市监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见《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371。＇。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1…92，及刘小萌，前引，页284…287。＇。
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发出一条指示，专门谈到安置经费的使用，并强调严禁挪作他用；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93。＇。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见本书，页4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1…102。＇。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同上。＇。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同上，页104。＇。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Z。W。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M。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 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 前引，页104），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页197）。＇。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