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 。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 与MXY的对谈。＇。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贵州省志 劳动志》，页68；刘小萌，前引，页387。＇。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1006。＇。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 J。 Unger，前引，页33、154。＇。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思想的祖师爷，毛提出的政策与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 同上，页189。＇。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日，毛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同上，页113…114；顾洪章等，《大事记》，页65。＇。由于文化革命，这项规定4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年总共是19万）＇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6。＇，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 其实，当时似乎有一条“内部”规定：65％的“农民”大学生名额是预留给知青的（与C。 H。 G。的对谈，1987年9月19日）。Suzanne Pepper也指出那个时期的一大部分大学生是知青，见Suzanne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刊于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871。＇。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 多次访问记录。J。 Unger； ？China s Troubled Down…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Contemporary China； III（2）； 1979年夏，页86。必须指出，因家庭理由回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一份工作。厦门年青女诗人舒婷，因是独女，于1972年返城，但直至1975年方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待业期间，她只能靠着做些临时工作维生（与舒婷的对话，1985年7月7日；王蒙等，《走向文学之路》，页285）。＇。1973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1万人从1968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9…110。文件全文收录在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知青工作文件选编》，页84…86。＇。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 T。 Bernstein； 前引，页106…108，及S。 Pepper，前引，页869。＇，然而，就算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后门、关系和红包，对天才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梁恒就是一例，他个子特高，篮球场上手脚灵活，所以不仅可以不用下乡，还上调到湖南省会。如果他答应进篮球队，就有好几个大工厂都想招他做工人。虽然有省体育教练的支持，最后还是靠一位医生的贿赂及一个党支书的有偿支持，事情才得到解决＇ 梁恒与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第18章。＇。
下乡知青人数下降确与城市工作单位大量招工有关，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时期正值“林彪事件”发生。这位“三忠于”人物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已经与他的恩师貌合神离，冲突已潜伏下来。这场政治危机最后以1971年9月大元帅的神秘失踪收场，同时也产生了较长时间的效应，尤其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在1972年回朝掌政＇ 林彪，眼见阴谋暴露，企图乘飞机逃往苏联，后其座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J。 Guillermaz； Le Parti muniste chinois au pouvoir； 卷二，页565。＇。极左派当时在教育领域明显地作出了让步＇ J。 I。 L？fstedt；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页135。＇。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就举双手赞成＇ S。 Pepper； 前引，页869。方毅的讲话载于Pékin Information； 1978年1月2/16日，页16。＇。林彪身亡后，面对“大管家”们，毛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它，毛派分子们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管家”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68…69年的不差上下。
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1970年（5月12日发出的）26号文件＇ 毛批示的这个文件强烈要求各级干部将下乡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解决知青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加强宣传工作以及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113。＇。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 后门 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 后门 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 后门 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968年入学的有9000学生，可是到1972年毕业时，只剩下2300名＇ 刘小萌，前引，页273。＇。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 1972年底，估计有至少10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2、107。＇。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年计划遣送140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53％。1973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5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29％＇ 刘小萌，前引，页270…271。＇。
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6…97、106、108…109。＇。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7。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7，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1971年5月1日。＇。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见《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第二版，及1970年5月8日第一版。＇。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年7月19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年9月23日，各刊于SWB，1969年7月23日及1969年10月7日。＇。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 这份文件的全文收录在Y。 M。 Kau的The Lin Biao Affair，页81…90。＇。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 果真如此，那很明显是林彪厚颜无耻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各种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报上所说的：“林彪的 571 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 借用力量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页86。＇。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开“揭露” 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8。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150万。不过，当局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见本书第九章。＇，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 “李庆霖事件”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页355…367，以及在顾洪章等的《始末》，页116…121。M。 Frolic在Mao s people，页42…47，以英语做了介绍。＇。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 李庆霖通过“关系”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1。＇。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