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第20部分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1969年到1973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1970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1950年起，法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18岁，男方满20岁；但到了1970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23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1970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　刘小萌，前引，页501…505，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7。＇。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06…507。＇。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　见本书，页292…294。＇。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　关于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那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极好例证。＇。1976年，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见刘小萌，前引，页867。＇。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社论。＇，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　F。　C。　Teiwes；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China　Quarterly；　62，1975年6月，页308…309。＇。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　《红旗》1975年第五期，页79。＇。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　同上，页79…82。＇。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　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8日及《光明日报》1976年2月5日。“理想之歌”出版了单行本，也在《人民日报》（1976年1月25日）登载过。关于这个问题，见高红十〈　理想之歌　问世前后〉，网址。dacoca。/txyfriends。见Masaaki　Iwasa；？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此文中文版没有发表过，日语版载于Mimei；　1；　神户；　1982年2月，页95…126。另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页277…278。＇。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　1977年，朝阳典型被揭发为“四人帮”的极左行为而废除了。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2日。＇。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　这是26位河北大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使用的语句；见刘小萌，前引，页596。＇。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直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4日第一版。S。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　访谈纪录及J。　Unger，前引，页168…169。＇。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　见本书，页376…382。＇，应该考虑到　“现实派”　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　见本书，页90。关于陶铸和赵紫阳文化革命前在广东的作为，见E。　Vogel；　Canton　under　munism。1972年赵回到广东，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0月任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对激进派及他们的政策，赵已暗中坚决抵制，从他对李一哲事件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动向》，1979年2月5日，页19，以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1981年夏，页5。＇。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　J。　B。　Starr；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China　Quarterly；　67；　1976年9月，页475…476。＇。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第一版及1976年3月28日第一版。虽然没有点出邓的名字，但是3月28日的“白猫黑猫”论就再清楚不过，该论的作者则呼之欲出了。＇。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　有关这个事件，见Cheng　Ying…hsiang　&　C。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第一版。＇。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SWB，1976年10月14日，页BII/12…14。＇。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　刘小萌，前引，页568…569。＇。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同上，页573…576。＇。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　同上，页580…581。＇。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　拔根　复辟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