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他25人小组从容行动。这26名代表在昆明市郊的一个小站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然后从那儿再转车，终于在12月27日到达首都。一到北京，他们就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有的还画上了连环图），还到最高领导人的住处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跟着那几天，他们不时组织游行，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路透社讯，1978年12月27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28日；Le Monde，1979年1月2日；《中国之春》1987年4月号，页79…87；《北京之春》第一期，载于华达（C。 Widor）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页99。＇。他们主要是揭露云南农场干部的恶劣行径，这些干部横行霸道或者漠不关心导致了许多悲惨事件，知青代表将其中一些具体事例公之于众，希望能借此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我们亲自从民主墙上照下来的那些大字报中的三张，被译成外文并登载于V。 Sidane； 前引，页206…210。＇。正在参加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中共领导人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对抗行动，试图采取一种既可随机应变，又是坚定强硬的态度。后来是刚进入政治局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和内政部长程子华，在1979年1月4日接见了罢工知青的代表。王震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勉励他们奋发图强建设边疆地区，批评他们扰乱了社会秩序，要求他们回西双版纳之后作自我批评。同时他也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该次行动受到惩罚，并承认存在问题，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他宣布了几项让步措施：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经赶到当地，还有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慰问团”也准备前往；代表们一回到农场就应该“帮助”改变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4日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的个人指示也转达给了请愿上访代表。这些代表就决定回云南。其中3位，包括请愿团的负责人丁惠民，在1月23日给王震发了一份电报，是他们做的正式自我批评，和宣告罢工在大多数农场结束了。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震的相当强硬的讲话及3名知青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第一版。＇。然而，这次当局的胜利与当地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农场的知青发现返城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决定重新展开罢工。在勐腊农场，愤怒的知青砍倒了近百株已经在开采的橡胶树。罢工运动开始波及到西双版纳以外的地区。滇西的勐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了场部。第二天增加至1500人，其中200宣布绝食。这些造反知青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上面同意他们回城。办公厅立即派赵凡赶往闹事现场。当他到达农场的时候，看见1000多名知青跪在地上等他，全场一片哭声、一片喊声：“我们要回家！”。赵凡亲眼见到知青的诉求真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决定按“6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5天内就有3000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页378。＇。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700万用来盖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上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页736。＇，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页12。＇，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 见刘小萌，前引，页736、775。＇。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 顾洪章等，《始末》，页18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 同上，页30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页4。＇。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畸形胎儿”＇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页7。并不是Anne McLaren 错误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高呼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还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 A。 McLaren； 前引，页6。＇。在接见游行代表的时候，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要他们等待正在参加全国会议的市长带着报告回来＇ T。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1980年12月，页757。＇。这条新闻正好显示着该会议的所有决定在全国具有了很具体的意义。跟着，上海及其他省市的地方当局就以此为挡箭牌，不受理知识青年的请愿要求。但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还是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游行示威，进行罢工，绝食，占据地方政府办公室，还搞静坐。因此，在政治局还在审议通过会议决定期间，甚至已经在报章上公布之后，游行从没在上海终止过＇ 法新社讯； 1978年12月15日，刊于《明报》1978年12月16日，亦见A。 McLaren，前引，页6…7。＇，大字报越贴越多，虽然民主运动知青领袖滕沪生被逮捕了，但骚动局面还是持续了整整一个12月＇ 滕沪生没有作为知青领袖被捕，但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写”骂人”的大字报，特别是粗暴攻击毛和华国锋。见上海民办刊物《科学、民主、法制》，1979年5月1日，第十期，页20，及滕的大字报之一，载于V。 Sidane；前引，页103…104。＇。在北京不像在上海，知识青年问题在民主运动中并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但也是许多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比方说，有一组下放到郊区4个农场的北京知青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控诉他们怎么“被迫”滞留在那儿＇ 路透社讯，刊于Asahi Evening News，1978年12月19日。＇。我们前面谈过，云南知青12月底也在民主墙上贴过大字报，不过他们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而且他们的目标是中央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各省市都有其它的个别行动。12月30日西安民主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述31名知青要求回城，已经绝食了6天。12月底“知青联盟”在长沙成立，然后组织了一次在该市革命委员会门前的游行，有几万名青年参加＇ 法新社讯； 1979年1月4日，刊于FBIS，1979年1月5日，以及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这种骚乱到处都有点儿，严重程度视地点与时间而变化，一直持续到3月底。杭州知青也上北京要求平反，在1月20日张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 本书作者的相片收藏。＇。
到月底，知青成群结队地回到原居城市过年。这是一年一次与家人欢聚，又可重见分散在各地农场或农村的老朋友，今年的这些团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城市里知青的集会就胜过往年。“回城风”愈刮愈烈，简直就是一场暴风雨，大部分回了家的都决定豁出去了，再也不走了。当有的个人申请被上面否决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施加集体压力这一招儿。1月25日，在南京，几百个来自苏北不同农场的知青串联一起，在市委门前集会，堵塞了几条交通要道。有些人抨击招募“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的做法，要求这些农民工回到乡下去，以便安插农场知青。2月初，在南昌，在江西一个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包围了铁路局机关，冲击列车，要求安置他们＇ 新华社讯，1979年2月12日，刊于《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第四版。＇。2月5日在杭州，一些青年聚众集会，堵塞路口，影响交通，一直持续到16日＇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2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2月13日。＇。在重庆，游行示威的人群围攻指责劳动局的干部。2月7日在天津，知青在城里各处闹事。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比如在合肥也一样＇ 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1979年7月向日本记者透露的；见Yomiuri Shimbun，刊于《明报》1979年7月28日。＇。
毫无疑问，事情在上海闹得最凶。从1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一个接着一个。2月5日几千名知青在市委门前示威要求书记彭冲接见，僵持了两个小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去上海火车站，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在铁轨上坐了足足12个小时。市委立即报告了中央，国务院在6日清晨通过电话从北京下达指示，命令卧轨青年撤离铁道，威胁要严惩那些企图顽抗不服从者＇ 这项指示在随后几天贴满了全城，《明报》在1979年5月1日登载了一张该指示的照片。＇。警察用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传达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点相当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个小时后被警察带走。在当时及后来几天内逮捕了一些人。面对这类有着扩展趋势的请愿行动，中央就在2月19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各大城市随后也公布了市一级的通知，严厉限制集体诉求行动。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没有能让民主墙上的激烈讨论停止，更不用说游行，占据政府机关等行动了。3月15日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前面有一场游行示威，刚好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会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请愿活动信息传到国外去，借以增加影响力。其实，所有这些活动的目标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返城。只不过申诉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关于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游行，见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学、民主、法制》（个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页22…30；《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然而，邓小平3月16日内部讲话以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民主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在上海，甚至借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们接近民主墙，一直到九月。这些钳制手段和当时出现的一次“左”的意识形态攻势是相辅相成的，7月1日五届人大二中全会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页38…43及T。 Gold，前引，页762。＇。政治紧张局面和社会气氛到秋季才逐渐缓和下来。知青们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他们的请愿。从6月底开始，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或几百名知青游行。参加的是来自郊区农场或者边疆地区的知青。落户郊区的青年不满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们之中12万名以“顶替”回城，但却又在6月宣布停办其余的15万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满腔愤怒，以致在大多数农场都出现了自杀事件，在有人到城里去游行的同时，还爆发了罢工及怠工。其他的参加者来自黑龙江、云南和新疆。虽然，黑龙江和云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离开的，但上海当局试图食言。他们不给病退或困退回来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龙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结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绝接收，可是决定里是要求每个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后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