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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号，页40。＇。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 M。 Meisner； 前引，第二与第三章。＇。且听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毛泽东，，1966年2月18日，刊于“毛主席文选”，编者不详，页87。通过红卫兵刊物传出的毛谈话版本之间都稍微有些不同。另一个版本的日期是1964年2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 ＇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 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3日； 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中国建设》法语版，1970年5月号，页14。＇。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3。＇。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页808。＇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 M。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页224…229＇。到了1968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著地去力图塑造＇ 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这个概念是从斯大林那里借用来的；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版，页25…30。＇。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这么看来，发动这场运动的野心可谓不小啊！“下放知青去农村＇ ＇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青岛广播电台，1968年12月22日，刊于SWB；1968年12月30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
毛及其追随者们的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页320。＇。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在缩小年青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上，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Lavrov为首的那一派强调必须教育农民，让他们向知识分子靠近。而巴枯宁派则主张自我改造成农民，但事先把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强加于他们所想像的“农民”。（R。 Wortman；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页15…17）。1968年后在中国明显占优势的是巴枯宁派的观点，而在延安时期及文化革命前所表述的可以看作是两者的混合。＇。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42…643。＇。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干部在这些“学校”生活的具体例子，参考杨绛，《干校六记》。＇。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据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 1978年11月27日。＇。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6月号，页24。＇。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1969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 M。 Meisner； 前引，页61…72。＇。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需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年青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60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李泽厚，Mao as a Young Intellectual，刊于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 ，页93…126。＇。
1964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549。＇。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亦有称之为“绿林好汉”的。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得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页146。硕＇。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1969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1941年3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