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５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的第二篇文章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4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３月１７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３月２８日到３０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１０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4月１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老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风暴的再起（2）
５月９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在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５月１９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已经揭开了。
###〃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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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1）
〃大字本〃古籍是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６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１９９3年５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８６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２０几份，一般只有５至７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８６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3年７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２3篇传记（１９７4年１１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２）１９７3年８月５日至１９７4年７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２６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１９７4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９７５年６月１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５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１９７５年６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的心态。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2）
下面，对这三阶段的大字本逐一进行粗浅的分析。
大字本是在１９７１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本文的背景材料主要取自邢崇智、廖盖隆等主编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９月版）一书中的《毛泽东传略》、《事件》、《会议》、《人物》等部分。个别背景材料另行注明，一般不再注明。。被毛泽东指定并写进党章为接班人的林彪叛逃灭亡，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１９７２年１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尽管在以后不久，传达了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毛泽东故乡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明毛泽东当初曾对林彪表示过担心，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从〃文革〃以来紧张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经历过大风浪、意志坚强的伟大人物。〃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是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二是在１１月１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得以在〃文革〃以来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政治上强调对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毛泽东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反省，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中启示。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他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九·一三〃事件后的反思也是如此。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日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就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８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资治通鉴》卷１０4《晋纪》２６。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１９７２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先是在１２月８日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１２月3１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在１９７２年的岁末也在思考有关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心境与心态在思维择向上的反映。它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的担心。除这个大的政治思想氛围外，我还认为，它与〃文革〃当时有关的具体触发点有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５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８月１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3０６页；参阅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精装本），第525…526页。同这一背景有关，《人民日报》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4日发表的批极左思潮的文章，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