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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华山通过对西方知识的研究，逐渐认识到面对多变的世界局势，日本的内部危机，只有学习西洋才能让日本适应世界，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面对西方世界对东亚的未来局势，渡边华山认为日本以往专与治理内患的海防体制应该彻底改变，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的日本社会状况也要变。渡边华山苦心研究西洋学的目的正是希望国内学者能够扩展国际视野，改变学风，提倡实学，日本统治阶层能够加强海防，日本社会也应该恢复生机。渡边华山一心求变，希望唤起社会的重视，直到临终前的遗书中还期望着日本社会能够“变”。
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特点是视野开阔、自成系统，通过自己对西洋的认识，在与日本社会的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提出解决办法。他对西洋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上，而是从更深层的原理来剖析西洋社会，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就是“万事穷理”，也是西洋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渡边华山站在新旧社会制度对比的高度，分析了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之间存在的差距。渡边华山是日本开国前封建时代独具慧眼的先觉思想家，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兰学家，迈入了现代思想的大门。
但是以渡边华山为中心的革新派的主张却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839年5月，华山被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主张西学救国的革新派在保守派的强大势力下受到压制，但是华山思想的先进性并没有被蛮社之狱掩盖。研究渡边华山的日本学者菅沼贞三和芳贺彻认为，渡边华山在自杀前几个月完成的作品《千山万水图》中所描绘的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似乎预示着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也表现了华山时刻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心情。渡边华山对日本局势的忧心忡忡和华山的悲剧结局并不表示华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华山的遗言中的“数年后为之一变”，恰恰说明了华山对世界局势的敏锐的洞察力。
在华山受管制期间，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开始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遭受了列强的凌辱和侵略，东亚海面上的列强船只频繁往来。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日本成为东亚唯一的一块没被占领的土地，但美国人佩里的叩关让渡边华山的警示之言变为现实。
渡边生活的19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殖民势力渗入远东地区且迅猛发展的年代，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的闭关锁国和对外政策已经不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形势和社会发展，如何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占领、解除民族危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锁国政策下的日本很少有人能认识到日本所面临的危机，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华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被激发，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并强烈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先进性和日本面临危机的严重性。为了拯救民族于危难，渡边华山在认识到西方先进性的同时，积极了解、学习、研究西方的先进事物，并吸引了当时研究西方知识的日本社会的其他著名学者，使日本人对西方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华山冷静的大局观也让他自己成为了日本社会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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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1）
鸦片战争让中国的清政府意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佩里的“黑船”则让日本看到了和西方的差距，大开国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关系微妙的国家无论情愿与否，都在外敌的胁迫下开始了“欧化”进程。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近现代西方欧美国家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至于其他国家纷纷向其看齐，探究它们的发达之道，“欧化”一词，也在这探究的过程中诞生了。“欧化”也就是“西化”，是指那些欧洲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建立自己国家的过程。
因此说“欧化”是一种世界国家发展的动向，是世界国家追求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欧化”的过程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进程里，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碰撞，“欧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何况“欧化”本身就是传统和现代交揉在一起的矛盾体。
需要注意的是“欧化”不应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而仅仅是一种强国强民的手段，学习欧洲国家之所长，是为了后来居上。“欧化”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老谚语放到国际大环境上也同样适用，所有国家都在发展，先进和落后都只是一时状态，倘若哪天非洲成了世界上最富庶最先进的地方，为各国热衷的恐怕就不是“欧化”而是“非洲化”了。同理，世界上也存在“亚洲化”、“澳洲化”的可能。
日本的“欧化”形成于明治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欧化”运动的主力军，尽管日本跨入近代化国家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在“欧化”进行之中，日本也曾面临重重困难。
日本的“欧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在这三个社会系统中，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顺利“欧化”，文化结构的“欧化”却举步维艰。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文化上的改革都最为艰难，文化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它世世相传，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它是无形的，绝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受它影响的人，也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形的易变，无形的难改，面对浩瀚的文化，改革之人往往不知该如何下手，它牵一发而动全身，似乎怎样改都改不彻底，怎样变都变不通透。那些和欧洲国家有着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欧化”文化时还相对容易，但对一直以来都只着眼于东方世界的日本来说，文化上的“欧化”难之又难。
文化结构的转变又不能依靠技术和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在自身的创造、实践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来转变，凭借外界的影响来转变思想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效果也不理想。日本文化最擅长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将其改造为适合日本特点的新文化。
日本的“欧化”之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颇为被动的“开国”。当时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很自闭，完全不知道西方诸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被坚船大炮叩开国门才意识到自己闭目塞听的时间太久了，已远远落在了世界后面。日本在被西方国家打开国门之后就感受到他们在各个方面施加的压力，“开国”为日本带来的不只有军事上的忧虑，还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转型的挑战。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认为，在西方国家打开日本国门和亚洲其他国家国门之后，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是亚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亚洲国家被迫向世界打开国门，要么灭亡，要么“欧化”。“欧化”的过程充满着“血与火”，对不约而同地积极实行“欧化”的中国和日本来说，“欧化并非本意乃不得已而为之”。
而即使本非自愿，亚洲国家也不能回避想发展就必须“欧化”的残酷事实，实际上“欧化”也绝非一件坏事，日本在“欧化”后没多久，就尝到了它的甜头。在今天看来，“欧化”是中日两国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距离的一条捷径，从学技术，翻译西书到学制度，尝试改革，中国和日本都越来越大胆地汲取西学精华，西学的风气也从少数知识分子、国家大臣那里，直刮到了普通百姓身边。日本在实践“欧化”的过程中愈发感到“欧化”对强国强民的重要意义，后来的日本人甚至称佩里为“开国恩人”，为他建铜像，修纪念馆。
由于各国家的背景都不相同，同是“欧化”，其手段、进展、结果也就都不相同。就拿中国和日本来说，两国虽然相邻、遭遇相当，亦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类似的文化背景，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二者的“欧化”结果截然不同。日本的文化结构较中国开放不少，可以做到来者不拒，中国则不然，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让它不能完全敞开胸怀接受西学。日本可以毫不顾忌地学习外来文化的全部内容，从科学技术到思想制度，然后迅速消化吸收，中国则必要考虑保护腐朽而庞大的国家制度，有选择地、小心翼翼地学习西学。虽说对待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被果断“去”掉的，正是西学精华所在。
判断一个国家“欧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体现在文化结构的变化上，文化结构的转型是“欧化”的重点，而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结构的变化又有几个标准。首先是观察知识文化传播者的人格变化，这些人虽然是国家中的“小众”，却多是一个时代文化风潮的引领者，他们思想和人格的变化能够带动整个国家文化思想发生转变。其次，文化的转型总是会带来传播媒介的变化，如果传播媒介没有变动，文化转型就称不上彻底。最后就是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教育体制的改革，当文化结构的各要素发展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教育的改革才能够实现。
充当“欧化”过程中生力军的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敢为人先的勇气，能敏锐地体察时代的变化，又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自觉担起振兴国家的重任。在日本近代“欧化”进程中一展身手的社会团体有三种，他们依次是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政府要员。其中属知识分子的影响最难评定，他们的成就不像工业管理者和政府要员的那般显而易见，却又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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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欧化”与“反欧化”（2）
目前为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定义出自西方学术界，中国近代国学研究专家余时英先生曾对其加以总结概括，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但他又不能完全将自己陷入专业之内，一心一意做学问，他要有社会良心，有一定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应该以一种超越一己之私利的心情关注着国家、社会、世界的变化。他可以是艺术家、科学家，也可以是教师，是新闻工作者，但如果他的心思只局限于个人专业，那他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明确了知识分子的定义，便可进一步探究现代知识分子。
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原有“知识分子”定义的基础上添加了两个条件阐述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即“两种解放”。在丸山真男看来，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解除身份制度加于己身的束缚，然后再摆脱正统世界观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应该是自由的，独立的。而与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相呼应，必要有能让大家畅所欲言的言论环境，这也是造就现代知识分子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但归根结底，不管他们要颂扬政府，还是抨击时政，不管他们是为官方说话，还是为百姓发言，都必须谨守自由独立的原则。
日本现代知识分子就是在相对自由独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872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法令——《学制》，鼓励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多学习外来文化，并尽可能地将其化为己用。宽松的文化环境，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格外活跃，被称作“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就是在这一时期和友人合伙成立了“明六社”，该社以《明六杂志》作为传播西学、宣传自我思想的阵地。自此之后，由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小文化团体纷纷登场，文化传播的途径增多了，读书看报成了普通日本人了解西学、学习西学的重要方式。
时代变化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大家刚刚熟悉了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留声机、电影就接连出场，西方文化就像一股难以抵挡的潮水，滚滚而来。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正意味着文化结构的变化。
就在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大力传播西学的同时，他们的人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世界观、人生观，对生命尊严的理解和对社会道德的看法，都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社会需要建立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都需要现代化的人来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正是社会大众现代化的开端。英克尔斯通过四种心理特征来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具备了“现代性精神”，这四种心理特征即：他是否是参与型的公民，是否有丰富的知识；他是否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能不能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依然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他是否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思想。
日本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首先表现在人格的独立性上，人格的独立有“与昨日之我”挥别的意味，摆脱依附了数百年的幕府政治又谈何容易，人格独立像日本“欧化”一样，有痛苦，有困难，有迷茫，有困惑，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功实现人格独立者，也有在几番挣扎彷徨后继续依附统治阶层的人。
“明六社”的大部分成员就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人格独立，尽管他们中不少人都和明治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一直未改启蒙日本国民的初衷，将“国家独立”与“自我使命”合二为一，他们立志要唤醒所有日本国民蒙昧的心志，让日本重新振奋起来。而在当时具备了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又何止“明六社”的成员，一些身为幕府官员的知识分子亦执着地追求独立人格，逐渐摆脱了对幕府的依附，转而在精神上依赖天皇，成为推进明治维新，指导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有多才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