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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年初，吉野又发表了《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一文。在文中，吉野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认为只有以促成整体人民的利益为目的行使国家主权，立宪政治才能真正确立，同时，立宪政治立足于民意，百姓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给予人民的权利多了，意味着人民要担负的责任重了，他们的观点主张都会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立宪政治格外体现出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的道理，参与政事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能适时作出正确判断，就不会对议会进行有力地监督，立宪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2）
20世纪初的日本国民显然还不具备承担立宪政治的能力。正如后来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吉野作造指出，日本的当务之急便是提高国民智慧，让他们尽快具备让宪政发挥作用的知识和道德。选民肩负着监督议会的责任，如果选民道德低下，眼光狭隘，头脑愚蠢，立宪制度就空有其表。
另一方面，立宪制度本来就是“主民主义”，即“主权在民”的运动的结果。统治者和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分别站在矛盾的两端，统治者的独揽大权，民众便无自由可言，民众拥有了自由，统治者便不能只手遮天。若非万不得已，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任由民众得到他们梦想中的自由，他们总会竭尽全力地压抑他们，奴化他们，限制他们。然而，民众迟早会意识到只有在政治上争取一席之地，自己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为权利，毋宁死”，他们一次次地发起运动，确立立宪制度。
在吉野作造看来，“主民主义”的立宪制度框架就应该是：国家元首由政府监督，政府由议会监督，民众监督着议会。
吉野作造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时还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1898年，刚满20岁的吉野作造就在日本仙台的浸礼教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上大学时，他还加入了由牧师海老名禅正主持的本乡教会。如果说小野冢喜平次是吉野作造政治思想的启迪者，那么海老名禅正就是他人生信仰的导师。
几乎在吉野作造发表《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的同时，海老名禅正的《日本魂之新意义》也出现在杂志上。这位德高望重的牧师指出，日本人的“日本魂”实际上就是“国家魂”，它是日本民族发展壮大的前提，亦是日本的“民族魂”。如果日本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么日本的“国家魂”、“民族魂”便可进而成为“世界魂”、“人类魂”。海老名禅发表此篇文章之际，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俄军在旅顺向日本投降，海老名禅正将这场目的并不光彩的战争称为“国家自卫战”，并为它的胜利大受鼓舞，认为战争就是促成“大日本魂”上升至“世界魂”、“人类魂”的必要手段。他自信，有“日本魂”的指引，日本必能成为“神子帝国”。主张博爱的基督教在牧师海老名禅的几番解说下，竟成为对外战争的理由。
此文一发表，就立即受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批评，这让吉野作造愤愤不平，他特地为自己格外敬重的海老名禅正撰文辩解，先后写作了《何谓“国家魂”》、《答木下尚江君》等文，和以幸德秋水、木下尚江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吉野作造反复强调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人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中都无法离开社会国家而独立存在，人类从来不是孤立的，人作为社会国家中的一分子，必然要受到“国家”这一团体意志的约束，这种团体意志就是“国家魂”。
因此，日本必须弘扬“国家魂”，了解“国家魂”的意义，阐明并宣扬大和魂。
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吉野作造表现出激进的一面，实际上大正时期的许多思想家的理论都浸染着浓厚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色彩。
吉野作造认为，只要让民众的个人意志和国家精神融为一体，新时代的日本“国家魂”便可塑造起来，为此他奋笔疾书，大力宣扬爱国之心。在《答木下尚江君》中，吉野又阐述了宣扬、发展“国家魂”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战争，他和海老名禅正的观点类似，认为若要将日本的“国家魂”推广至全世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手段了，从这个角度看，日俄战争当然堪称“义战”。对内建立立宪制度，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是吉野作造的基本政治主张，二者相辅相成。立宪制能实现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国家利益是全体国民利益的基础，推行战争有助于宣扬壮大日本的“国家魂”，“国家魂”强大了，国家便也跟着强大，对任何一个国民来说，只有国家强大了他们的利益才有所保障，国强才能民富，国强才能民安。
1909年吉野作造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更上一层楼”，他特地远赴欧美研究西方强国的政治状况。在外留学的他，很快发现“民众运动”的滚滚潮流不可扼制。他参考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认为“两党制”和“###制”是“民众运动”的关键。他将欧美发达的宪政制度介绍给日本人，并在《欧美宪政的发达及现状》中明确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他大部分政治理念。
在西方留学期间，吉野还曾到欧洲工人游行的现场进行观察，并深入他们的大罢工活动体会“民众运动”的澎湃，并隐约觉得“民众运动”之风早晚有一天会影响到遥远的日本。他惊叹“民众运动”的力量，也期待着日本“民众运动”的兴起。而当他于1913年回到日本之时，日本不仅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护宪运动，还有蓬勃而起的工人运动，日本“民众运动”的兴盛让他惊喜，他为日本民众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震憾，也更坚定了在日本实行宪政的信心。
这一时期的吉野作造，开始自觉地将引导民众运动力量合理发挥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在对国内外大环境作了一番审慎地研究后，他写就了《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这篇文章于1914年春天发表在《中央公论》上，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民众力量的信心。吉野作造认为，即便很多人都对民众示威运动忧心忡忡，但在推动宪政一事上，这一运动无疑值得人欣喜，它至少说明民众已然觉醒，懂得要求权利，并为自己的利益勇敢斗争。民众在未来能否有效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便是前提，在这一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必须调整好政策，正确对待民众运动。
吉野作造建议政府应立即完善宪政，如果宪政运作得足够完善，民众运动便不会这般声势浩大，政府要改善选举制度，扩大选举权，在分配选区上尽可能公平公正。为确保政府内部的民主，应该实行两党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为民众的利益制定政策，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国民富裕了，无需为生计发愁，他们自然不会“轻举妄动”，即使政治野心家们再怎样煽动，他们也不会轻易和政府作对，毕竟绝少有人会不满富足安稳的生活。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关注民众的精神生活，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政党必须保证民众“智慧”到足以理解自己的主张，“高尚”到能够响应正义的号召。
从根本上说，民众运动就是国民团结一起向政府提出要求，对待这种情况，与其消极镇压，不如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满足人们合理的要求。顺应民意，国家自然会安定下来，政府也无需担心政权不保，相反，如果政府执意与民众作对，国家就只会愈发动荡，政府也有被推翻的危险。在文章中，吉野作造大胆地提出了两党制和###制，而这两个制度也成为“民本主义”的两大要点。《本邦立宪政治的现状》只是勾勒出“民本主义”的大致形状，而《论民众的示威运动》则让“民本主义”更加具体。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后，吉野作造对立宪制度的设想愈发清晰，并在1915年形成了“民本主义”理论。
1924年日本实现了政党内阁制，第二年5月《普通选举法》颁布，这让当时健康状况欠佳的吉野作造备感欣慰。
六、“国家改造”与“超国家主义”（1）
在某一时刻，一些日本人真的相信日本有实力成为世界的主人。然而，对日本来说，骄横跋扈的日子过于短暂了，原子弹爆炸的惨况，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凄凉，被美军占领的耻辱……法西斯主义带给日本人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正当欧洲各国都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焦头烂额之际，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鼓舞了大批社会主义者。日本也是如此，在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中成熟起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他们高喊着“改造、解放”，以致这些政治性的词语竟在大街小巷流行一时。遗憾的是，为“改造、解放”激动的人多，真正提出改造方案的人却很少，人们意识到日本社会确有改造的必要，但若论起具体的改造事宜，大多一脸茫然。
不过，在20年代后半期茫茫然的大众中，北一辉却算一个例外。他完成了《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制定出详细的国家改造方案。
作为一个右翼思想家，北一辉从没打算依靠工人和农民实现对国家的改造，他将改造的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此时的天皇有明治宪法作保，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国家的傀儡，天皇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持有者，有力量促成改造的成功。但在北一辉和至高无上的天皇间，还有数不清的大小官僚，他们是北一辉企图革除的对象，是国家改造最大的障碍之一，北一辉必须跨过他们才有可能推进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并只能借助军队的力量改造国家，他信任军人，认为他们必能挑起改造国家的重任，尤其是那些善于接受新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一定会成为国家改造的中坚力量。北一辉激进的思想主张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于是，与军队紧密结合的改造思想迅速地推行起来，在那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最终将日本变成了军事型国家，并推向了法西斯道路。
北一辉几乎所有关于国家改造的思想都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有所体现，这部著作也是所有研究北一辉思想和日本国家改造的人的必读之作。这部《大纲》由8卷组成，在序言中北一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民心惶惶不安，大部分国民只知道盲目地学习欧洲，国家中的权势之人为图一己私利，将国家利益置于一边大行不义之事。西方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中国也和它们站在一边……在北一辉看来，日本正在被他国孤立，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引发亡国灭种的灾难。这样的序言让每个读到《大纲》的人都顿生危机意识，知道日本已到了不改不可的地步。北一辉建议天皇立即着手国家改造，遵循“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用“武装政变”的方法改造国家。
政治改革是国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基础，若日本的政治结构不发生变化，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推行，因此，北一辉要求在改造进行前，必须重新调整国家的政治结构，天皇要昭告天下停宪3年，再将上下两院解散，宣布全国戒严。天皇是改革的主要力量，天皇的权威必须进一步加强，在北一辉笔下，天皇是“国民之总代表”、“国家的支柱”，执掌大权的枢密院应该被废除，枢密官也都要被罢免，他们的职能应由顾问院承担。
天皇和日本的国体密不可分，北一辉的天皇思想和他的“国体论”思想遥相呼应，他曾将日本“国体”的演变发展分划成三个阶段，他对天皇地位变化的规划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天皇在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第一阶段，天皇在名义上统治着人民，控制着国家的土地，即所谓的“由藤原氏至平氏的过渡期的专制君主国时代”；第二阶段的天皇在地位上类似于“罗马教皇”，即“由源氏到德川氏的贵族国时代”；第三阶段的天皇才是真正的实权派，国家土地和人民的实际拥有者、控制者，是国家政治的中心，是现代民主国的总代表。北一辉将第三阶段称为“民主国时代”，并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由此，他指出时代变了，天皇的地位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之转变，“国民的天皇”应该取代“天皇的国民”。
在政治改革中，北一辉不单对国体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天皇作为国家改造的执行者，还对内阁制度提出了改进方案。首先将皇室的财产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分配皇室经费；其次是净化内阁成员，完善内阁组成，不允许军阀、吏阀、财阀、党阀参与到内阁当中，保证天皇权利不会被削弱；然后改革选举制度，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只有25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公民才可以成为议员。为了体现选举的平等，符合条件的日本男性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同时女性公民也有参政权。这是北一辉在政治改革中体现出的进步的思想。此外，他希望有专门的机构对众议院进行监督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审议院，并认为日本应该在建立审议院的同时废除贵族院，废除天皇和国民之间的障碍——华族制度以及那些限制国民精神的相关法律。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是军事的后盾，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构筑起坚固的国防屏障，才能实现对外扩张。北一辉的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大资本国家的统一”，即限制私有财产，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国家统一管理。为了达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