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咸丰元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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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国际上注意到了社会生活已经呆滞的大清帝国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三十三岁的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这一年进入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他始终关注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进展。
湘军的历史，起始于金田起义的同一年。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
湘军在兴起之后，就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份里，湘军这个时代的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日后将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湘军人物，这时各自处在狭窄的环境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
这一年上半年，即将投入镇压太平军作战的新宁人江忠源，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这个三十九岁的七品芝麻官，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广东人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的战火。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得知，刚刚即位的文宗，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积极响应清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政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自己的家乡湖南，有许多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他希望清廷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
对他的奏疏，文宗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近代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老乡左宗棠和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补授贵州黎平知县。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们严格控制着要隘。胡林翼又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罗泽南讲学乡里，跟随他游学的弟子有一大帮。罗泽南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他的人品得到了公众的嘉许，被官府推举为孝廉方正。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跟随官兵镇压李沅发起义之后，刚刚回到家乡衡州，然后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淡薄名利，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作主了。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在军事上都无所作为。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满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但是，另一个同时代的湖南人，却已经以清醒的头脑，为湖南的读书人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的言行，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和日本的前途。
这一年，五十七岁的邵阳人魏源，被清廷任命为江苏高邮的知州。这时他已完成洋洋五十卷的《海国图志》的编纂，另五十卷正处于编辑的尾声。这部著作总括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和物产，使中国人探索的眼光，从封闭的内陆文明，越过蓝色的海洋。
魏源探求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的道路，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和火械的先进技术，模仿他们的选兵、练兵和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够战胜外国侵略。 。。
1851年，咸丰元年（2）
魏源的思想，对塑造即将问世的湘军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冰封正在解冻，而整个世界也处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已在欧洲传播了三年。尽管中国的读书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这一年，在和中国一样封闭沉闷的日本，德川幕府已经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强霸而封闭的幕府政权隐伏着发生变革的危机。
这一年，英国人达尔文正在创立生物进化论学说。
这一年，俄国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中国新任伊犁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于7月份在伊犁开始谈判。奕山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双方于8月6日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
这一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2月2日发动政变，复辟法兰西帝国，世称拿破仑三世。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湖南的读书人身处一个世界局势剧烈动荡，各个国家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
湖南的读书人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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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名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清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清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清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清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一千名镇筸兵，已于4月6日开赴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清廷命令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所部四千五百人前往增援。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
可是，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清廷告急。清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的驻防军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
1851年，咸丰元年（3）
湖南官府听说本省的天地会接应广西的太平军，提督余万清在清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清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南返武宣。
赛尚阿于6月30日驰抵长沙，统筹广西作战事宜，接着于7月上旬抵达桂林。
钦差大臣一到广西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勇丁。
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清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在推荐江忠源的京官当中，有一个是湘阴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当时，左宗植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对江忠源非常熟悉，于是对大学士祁寯藻说：江忠源其人，可以倚靠他来镇压洪秀全。祁寯藻便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清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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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人江忠源是一个能够洞察社会的读书人。他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于是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的动向。
这个年轻的新宁人，虽然身无官职，却能纵观全局，一点也不奇怪。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又考中了举人，自然会有些不凡的见识。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江忠源想要的执行能力，就是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江忠源本来是无意于做个军人的。他来到京城，是为了参加会试。他的同年生中有三位客死京师，一个是武冈的曾如鑨，一个是湘乡的邓鹤龄，还有一个是陕西的邹兴如。
邹兴愚的祖籍是湖南新化，他和江忠源是老乡。江忠源见他温文尔雅，对他十分照顾。邹兴愚身体羸弱，因病咯血，又因家贫，没有仆从，江忠源带着被子和他住在一起，为他寻医问药。几个月后，邹兴愚病故。
邓鹤龄当过江忠源的老师，也因病咯血，奄奄一息。江忠源买来棺木，收敛邹兴愚，嘱咐他的族人邹溥霖，将遗体送归陕西，而他自己亲自护送邓鹤龄南归。邓鹤龄在路途中去世，江忠源又为他买棺木收敛，将灵柩送回湘乡。
这时候，江忠源的急公好义，声震京师，不仅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连外省人士，都以结识他为荣幸。
后来，江忠源的同年生曾如鑨在京师故世，江忠源又将遗体送回他的故里。
江忠源行程万里，将朋友的灵柩送回原籍，自己误了三年一次的考试。
1845年，江忠源大挑二等，慨然说道：“穷达，命也。谋个教书的职位，奉养亲人算了。”
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他在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江忠源看重乡谊，到了京城，少不得与湖南老乡结识往来。他与郭嵩焘交好，一起去拜会曾国藩，为他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擅长识人的京官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见恨晚，感叹不已。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忠源这样优秀的人才。曾国藩预言，这个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新宁人是天下奇才，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为操守和义气而献身。
江忠源客居京师期间，与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北京城里有个传闻，说是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这两个湖南人的古道热肠，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
曾国藩后来离开京城时，向皇帝举荐了他所看中的这个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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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没有进士及第，于1845年南归。回到家乡，他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
1851年，咸丰元年（4）
他对乡人们说：“国家已经有了二百多年的和平。新宁处在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又是大山之间，容易滋生不法之徒。官府畏首畏尾，不敢过问。山区汉族和瑶族杂处，又与广西五排相连，一旦发生###，是很危险的！”
于是，他召集诸位父老，兴办团练。他与大家约定一条：不得加入会党。每到月初，他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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