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六十一岁的湖北人陆建瀛领着两千名标兵到达龙坪。太平军在老鼠峡将陆建瀛的前锋部队击溃，在江中斩杀翼长恩长。陆建瀛遇到逃回的残兵败将，听他们描述清军战败的惨状，随从们个个大惊失色。
1853年，咸丰三年（8）
江西巡抚张芾领兵防守九江，闻风丧胆，也率部撤走。太平军随后进占九江。
陆建瀛乘小船经过小孤山，不敢停留，经过安庆时，安徽巡抚蒋文庆邀他进城，他也没有留下，直接回到金陵，将芜湖和太平的驻军分别调驻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东西梁山，然后闭城防御。
2月24日，太平军攻占安庆，继续东进。陆建瀛部署在东西梁山的江南舢板和广式小艇，没能拦住太平军的船队。清军水师望风而逃，总兵陈胜元中炮身亡。
东部防线的清军如此不堪一击，清廷决定调张亮基到湖北统帅军队。清廷信任张亮基，显然是因为他在长沙把太平军阻截了两个多月之久。
张亮基知道，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多亏有江忠源守在城外，并且为城防做了周密的谋划。他非常喜欢这个新宁人，于是奏请清廷让他带着江忠源一起赴任。江忠源带领四百名楚军前往。曾国藩本想留下江忠源在湖南帮办团练，未能如愿，便留下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济与刘长佑和李辅朝，带领江忠源的余部一千人，驻扎长沙，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随张亮基一同前往湖北的，还有他十分倚重的师爷左宗棠。
江忠源在临行前，与曾国藩讨论长江和安徽的军事。他们认为，只有营造几百艘战船，才能取得水上的制胜权。这是湘军的两个统帅，第一次提出水师的建设。
太平军从武昌撤走刚十天，张亮基就到任了。他奏请将江忠源升任湖北按察使。左宗棠也于3月份抵达武昌。
当时，武昌居民所剩不到十分之一，官署和民舍，大半都被焚毁，街上尸体枕藉。张亮基代理湖广总督，骆秉章代理湖北巡抚，河南布政使严正基代理湖北布政使，江忠源兼任盐道，金云门代理武昌府知府，可谓人才济济。
所有公务，张亮基都交给左宗棠和江忠源办理。大家同心协力，遇事商量，有了决定，立即执行，扫除了官场积弊。江忠源和左宗棠大力修葺城郭，制造防守武器，开通商市，抚恤难民，惩治会党，缉拿在逃的起义军，筹办军粮。
江忠源接到报告：湖北有平民起事，崇阳的陈百斗，通城的刘立简，嘉鱼的熊开宇，手下兵力达到几千人。
4月份，楚军进攻通城。此地自从1839年钟人杰起事之后，潜伏着许多会党。由于湖北高官没有严厉镇压，留下了起义的火种。刘立简、罗经仁和何天进等人，发起抗粮运动。他们认为官府忙于恢复武昌，无力派兵镇压。不料张亮基派来了江忠源所部四百名楚勇和三百多名开化勇与泸溪勇。
当时，嘉鱼和蒲圻都有民众响应起义，江忠源只得将开化勇和泸溪勇分派到嘉鱼和蒲圻，自己率领楚勇，直攻通城麦园的起义军根据地。楚军一战，便抓获刘立简，处以磔刑。接着进军葛家坪，五天打了六仗，斩杀四百多名起义军。
江忠源正要传令深入，忽然得到报告：崇阳义军首领陈北斗集结一千多兵力，与通城何天进的起义军联手，袭击桂口及通城的下畈，并要趁机袭取通城。熊开宇和梁一举的嘉鱼起义军，又与何天进部会合，军力重振。江忠源只得回师通城，抵抗起义军的攻击。
张亮基和左宗棠认为，崇阳和通城的起义军日益增多，嘉鱼和蒲圻的会党又在准备发难，而江忠源手下只有四百名楚勇，如果分兵，更加单薄，便命令代理湖南巡抚潘铎和曾国藩，预调江忠济、刘长佑和李辅朝所部楚勇，前来湖北。江忠源也写信给曾国藩，请求派兵增援。
嘉鱼、蒲圻和通城，毗连湖南，曾国藩担心影响到本省的安定，便派江忠济和刘长佑率部前去协助镇压，也算是为张亮基贡献一点力量。
几天后，江忠济率领五百人赶到。恰遇崇阳起义军回到桂口扎营，江忠济命令部队隐蔽前进，发起突袭，一战大捷，斩杀陈北斗和十一名骑马的首领，又打败何天进等部，烧毁起义军军营，斩杀义军几百人。
江忠源得知崇阳起义军已被打败，通城的起义军一定感到孤立，便拔营攻入山中。起义军顽强抵抗，几万名起义军将楚军重重包围。
江忠源拍着三弟的肩膀说：“今天只有靠你来破贼了！”
话音未落，江忠济挥舞双刀，大喊出阵，部队随他冲杀。江忠源击鼓助战，楚军无不拼死搏斗，将起义军击退，生擒首领张西园等二十多人，斩杀和俘虏大批义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9）
湖北的战争引发了更多的民众起义，长江两岸的沔阳、监利、石首和蒲圻等地，以及汉水两岸的襄阳、安陆、德安等郡，都有会党起事。但是张亮基并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他仿照湖南的办法，命令各州县举办团练，由德高望重的士绅主持，募集资金，训练丁勇，保卫乡里，迫使盗窃之风稍有收敛。
曾国藩启用了江忠源非常赞赏的四川人林源恩，命令他招募五百名平江勇丁，跟随自己。当起义军从崇阳和通城攻打平江时，他命令林源恩回援，在北乡的上塔市扎营。
安徽的战报传到京城以后，三十岁的庐州东乡人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陈述在安徽举办团练的重要性。他急不可耐，征得吕贤基同意后，便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文宗接到这份奏章，十分高兴，便就汤下面，任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
吕贤基对李鸿章说：“你害我啊，皇上命令我去安徽办团练。我也不放过你，上奏朝廷，调你和我同行。”
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曾于七年前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此后他还将再次投拜曾国藩，成为湘军大营的幕僚，然后谱写清末淮军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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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掌握了湖南省城的兵力情况以后，便考虑自己究竟如何进一步打开团练的局面。
曾国藩自从接到任命他为团练大臣的上谕，一直在揣摩圣意。他发现，当今圣上热衷于团练，是想效仿嘉庆爷的做法。
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陕西与河南四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起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到了1799年，清廷的正规军绿营兵，已经对付不了起义的局面。清廷采用古老的保甲制度，管理城乡居民，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民间武装，称为团练。
清廷下旨之后，团练广泛兴起，民间武装竟然把白莲教打得无处藏身。1802年，白莲教基本肃清，大清帝国的国内政局，此后总算稳定了差不多五十年。
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团练的好处，想用民间武装来对付太平军。他不仅任命了一批团练大臣，还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可是，实际效果能否如咸丰皇帝所愿呢？
团练是什么东西，王錱有过解释。至于团练的作用，在嘉庆时代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作战的清军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坚壁，就是修砌高垒，挖掘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距离之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这样做，一可以断绝起义军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起义军攻城的难度。
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起义军一旦无法立足，屁股后面便总会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起义军所到之处，都有坚固的堡垒和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大致说来，各地的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困死的。
现在文宗面对的是太平军，他认为可以用祖宗皇帝的办法加以镇压。他没有认识到，白莲教和太平军相差甚远。白莲教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太平军则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的领导集体。白莲教很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已经建都于金陵，以江苏和浙江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纲领。团练对付得了白莲教，要用来对付太平军，却是相形见绌了。
但是文宗见清军绿营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便把团练当成了法宝，曾国藩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团练来扑灭太平军起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毫无兴趣。文宗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以往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于团练，后来把团练部队扩展为湘军，完成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根本就没办过一天团练。从一开始，他就借鉴了江忠源的经验，想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和王錱所不及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53年，咸丰三年（10）
当然，曾国藩不敢公然修改皇帝的旨意，只能用移花接木的办法，隐秘地实现意图。在接奉上谕的第十天，他给文宗复奏，用隐晦的说法，含糊地说出了要新建一支军队的想法。
文宗要他帮同团练乡民，“帮同”二字，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措辞。所谓“帮同”，就是协助巡抚，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皇帝不说，做臣子的也不便详加请示。
于是，曾国藩索性以含糊对含糊，明办团练，暗练新军。
他在复奏中，首先讲了一通办团练的难处。他说，圣谕说要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这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先从财政上阐明办团练的难度。
清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1840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1843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国库空虚，清廷自然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
那么，曾国藩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当然，他没有使用“编练新军”这样的字眼，而是说要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减少了许多经费，达到了曾国藩创建正规军的目的。
曾国藩说，朝廷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见了太平军，马上就逃跑溃散，没有听说过哪支部队进行了战斗。清军只是用大炮和鸟枪从远处向太平军射击，不敢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现在，他打算改弦更张，注重练兵。他要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偷换概念，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把二者混为一谈，是为了混淆视听。日后，他照搬戚继光组建军队的办法创立湘军制度，只字不提那个办民团的傅鼐了。
或许是文宗不够精明，没有发现曾国藩的小把戏，或许是他没有留意，只把曾国藩的这份奏折当作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文书，于是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直到八年以后，事实已经证明曾国藩的做法可行，这位大臣才将实情向皇帝吐露。他说，他在1853年1月奉旨办团练，第一次上奏折，就报告了要自行编练一千名勇丁，他所办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
曾国藩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年和文宗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他成了赢家，于是湘军的创建，得到了圣谕恩准，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提到，要把各县经过训练的乡民征集到省城，其中就包括罗泽南和王錱训练的湘勇，也就是由湘乡知县朱孙贻以县衙名义操办的团练。曾国藩把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江忠源留下的楚军，按照戚继光的成法，分为中、左、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统带，号称“湘勇”。这就是湘军正式的创立。
在这里，“湘勇”的“湘”，和“湘军”的“湘”，是有所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前者的“湘”是指湘乡，因为当时有江忠源的宁远“楚勇”、塔齐布的宝庆“宝勇”和林源恩的平江“平勇”等名目，于是湘乡的团练就称为“湘勇”；后者的“湘”，才代表湖南。因此，湘军这个称呼，应该是指湖南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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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烧到湖北以后，湖南暂无大的战事。代理巡抚潘铎立足于他的本位思考，不愿意多养军队，多供军饷，奏请清廷撤兵二千多人，只留下一千七百名沅州兵防卫本省。 。。
1853年，咸丰三年（11）
曾国藩却不管江苏人潘铎怎么想，他要趁着湖南处在战争的间歇中，抓住时机，加紧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他见清军在湖南兵力空虚，便有了进一步扩充湘军的理由：他要用团练勇丁来弥补本省兵力的不足。他呈告清廷，湖南的标兵都调往追赶太平军的清军大营去了，这里兵少将寡，只能靠团练勇丁来支撑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