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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起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嫉恨塔齐布不尊重自己。这个昏庸自喜的提督扬言道：“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本帅现驻省城，本帅不传操，谁敢妄为，军棍从事！”
塔齐布听了这话，非常沮丧，也有些害怕，不敢出操。司道官员们暗中窃喜，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那些多事的人了。
于是绿营兵与团练勇丁互不买账。提督的标兵本来就看不起练勇，现在依仗着提督的威势，更加骄横。
很不凑巧，8月17日有一名湘乡勇丁试枪时，误伤了绿营标兵的一名长夫。绿营兵大怒，吹起号角，挥舞旗帜，列队攻击湘乡勇，城墙上的军士都跨越矮墙跑出来，闹得城内人心惶惶。曾国藩鞭打试枪的湘乡勇丁，以示向绿营道歉，事情才平息下来。
绿营闹事，湘军还要作战。广东乐昌的会军攻打湖南东南角边界的兴宁，曾国藩派王錱率领湘乡勇将他们赶跑。
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清廷在给他撑腰，下令将清德逮捕问罪。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9月6日，提督手下的永兴协与辰州勇丁发生械斗。辰州勇是塔齐布教练出来的，提督标兵岂肯放过！他们吹号集合，排成队列，攻击辰州勇丁。
曾国藩想到内斗没有止境，如果不管好军队，官员和百姓都会看不起他这位朝中大臣，他还怎么打击不法分子呢？他连忙给提督行文，要求逮捕主事者。鲍起豹跟钦差大人赌气，吩咐部下：“就遵照他的命令，绑起来送到辕门！”
标兵气势汹汹，满街横行。9月8日，他们包围了塔齐布的参将署。曾国藩打算把提督绑来的人斩首，杀一儆百，但又担心发生兵变，犹豫不决。营兵日夜聚集在城里游巡，文武官员闭门不问。他们更加猖狂起来，公然围在曾国藩公馆门前。这公馆是巡抚打猎的园子，骆秉章却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曾国藩料想绿营兵不敢冲进来，顾自开始办公，没想到标兵竟然手持刀矛进了园子，刺向钦差的随从，还差点刺伤钦差本人。团练大臣只好去敲巡抚的大门，骆秉章假装吃惊，向他道歉，并从中斡旋，放掉被绑来的标兵，对作乱的标兵不予追究。司道以下官员公然指责曾国藩办事操之过急，才会激起这种变故。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21）
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城外，躲避标兵。曾国藩的幕僚都很气愤，认为应该上奏朝廷。
曾国藩叹息道：“时事这么危急，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大乱，怎么敢以自己的小事烦扰君父？我宁愿自己避开。”
9月13日，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闽浙总督吴文鎔改任湖广总督，骆秉章实授湖南巡抚。
9月14日，曾国藩带领僚属和湘军开拔，移驻衡州。
这时南昌已经解围，但增援江西的湘军，还没有返回湖南。曾国藩闻报：江西泰和与安福的会军被罗泽南的湘乡勇打败后，逃到湖南，攻占了茶陵，他赶紧派王葆生、塔齐布和王錱率领部队联合攻击。起义军进而攻占安仁，杀死训导吴棠。
骆秉章命令训导储玟躬募勇前往攻击。储玟躬和把总张大楷率部驰进，在安仁和酃县交界处与会军遭遇。他们与酃县团勇一起，合力围攻，大败会军，迫使会军撤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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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率领的楚军，在南昌之战以后，几乎都离他而去。从此以后，江忠源只能带领绿营兵作战，从而由一个常胜将军，走上了失败乃至身亡的道路。
楚军勇丁离江忠源而去的原因，是江忠源无法兑现军饷和奖励。
楚军自从出征广西，转战四个省，没有固定的饷源，可以想见，勇丁们的收入并不丰厚。而楚军屡战屡胜，也付出了不少牺牲，但是军纪严肃，不许掠夺，军士们也没有发战争财的可能。这些来自山野的农民军士，感觉到没有盼头，于是离开他们在官场上飞速高升的首领而去。
军饷的缺乏，在战争中临时招募勇丁组建起来的部队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军饷的来源，起初是靠募捐。但这种来源是不稳定的。如果在本省作战，还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官银，一旦出省，募捐和官银，两者都靠不住了。
军饷不足，同样困扰着江苏的清军。在曾国藩感到郁闷的这个夏季，镇江和扬州一带的清军，日子也很难过。他们不但被大平军打得大败，也在为筹集不到军饷而发愁。
7月18日，镇江的太平军与清军在北固山下开战。太平军埋伏在山下，突然出动，放火焚烧清军的军营，把清军环绕镇江城修筑的七座营垒全部攻占。邓绍良率部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锳率领潮州勇断后，太平军不敢逼近。
刘廷锳是个商贩出身的将领，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自动从上海招募勇丁，来到镇江作战，在城南扎营。他的部队打仗，善于以少胜多，所以太平军对他有几分畏惧。
7月20日，太平军大举袭击丹徒镇，一百多里外的常州城得到消息，吓得连忙戒严。向荣命令总兵和春扼守徒阳运河，刘廷锳也率部从镇江赶来，挡住太平军南进的道路。刘廷锳继续进军，逼近城墙，修筑壁垒。
8月22日，清军江北大营造成了楼船，从水上攻打扬州，不但没有攻克，还阵亡了大将双来。
第二天，瓜洲和浦口的太平军联合攻打天京附近的三汊河，清军侍卫都兴阿将太平军击退。
这时，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清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雷以諴的部队情况最为严重。雷以諴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决定征收商业税来养活部队。
厘金是商人的发明。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这样的情况。
雷以諴曾在史书中读过，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疆雁门郡，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以及十万大军。古代用兵，费用巨大。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会匮乏，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过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丰三年（22）
清朝的统治者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筹饷派兵，耗费六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财源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将帅们也知道这当不得真，便各自去想办法。他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捐输，第二便是厘金。
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敝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扬州东北方四十里处的仙女镇开始实行。他按照商人们的惯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减，对商铺和流动商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税。对于商铺，一年酌定收税多少，叫做“板厘”；对于流动商人，则设卡征收，与关税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实行的这个办法，对百姓的影响很小，也不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东南部的清军将帅争相效法，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雷以諴的举措，在1851年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是清军首次采用这种办法来供养作战部队。此举为湘军筹饷提供了借鉴。曾国藩后来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在筹饷方面，太平军则是农业税和商业税并举。
太平军在5月份再次占领安庆以后，清廷的省府搬到庐州去了，谋士们建议将庐州定为省会。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办事练达，在安庆张榜安民，选择村子里大胆聪慧的能人担任乡官，要求农民交出粮册，按田亩的多少来输送钱米。又在大星桥设立关卡，用铁链子将巨筏锁在江面，拦截行船，征收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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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移师衡州以后，曾国藩的处境大为改观。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风淳朴，还没有染上省城的奢华与矫饰。对于曾国藩而言，衡州于他还有故里之谊，他少年时代曾在这里求学。而且，这里还是湖湘学派创始人王船山的故乡，令崇仰前辈学者的曾国藩倍感亲切。
湘军驻扎衡州，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衡州是历代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湘军驻扎在这里，有助于阻截太平军发源地广西与外省战场的联系。
曾国藩重返第二故乡，顿感海阔天空。长沙官场上以骆秉章和鲍起豹为首的文武官僚针对他的明争暗斗和处处牵制，在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不得湘军移驻到他的辖地。他知道，湘军是块硬骨头，太平军不会轻易来啃它，衡州也就可保平安。乱世之中，一个知府保住了城池，就等于保住了性命和顶戴。他的身家和仕途升迁，都与这位钦差帮办团练大臣休戚相关。于是，他把修城墙的银子挪过来，交给曾国藩用于训练湘军。他盘算着这些银子还会回到他手里。湘军能够对付太平军，他们的军费，朝廷和巡抚衙门最终是会全部承担的。
曾国藩在衡州没有官场上的为难，却深感兵力匮乏。战争的持续和扩大，使能征善战的军士，远远供不应求。
江忠源此刻正在外省作战，而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后，江忠源从南昌到达九江，就因楚军大量散去，而奏请清廷给他增兵。
曾国藩得知此事，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恨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朝廷的军队兵败不相救。调派兵员时，从几个营或几十个营中抽选一千人，士兵之间互不熟悉，统领军队的人，又不是本营过去的将领，下级便不服从调配。至于绿营兵与勇丁碰到一起，更是互相嫉恨。在桂东战役中，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乡勇。湘军增援江西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打杀湘乡勇，重伤十多人。现在朝廷的部队习气败坏，调度方法陈腐，就是圣人也无法令将士同心。
曾国藩又说，江忠源奏请增调六千名云南兵、贵州兵、湖南兵和广东兵，招募三千名勇丁，总计一万人，编成一支部队。那六千名军士，必须有一两名大将统领。但他们这些文官，要和绿营将领打交道，真是很难。绿营将领大多数卑俗平庸，根本谈不拢。还不如训练一万名乡勇，全部挑选湖南家乡那些朴质而又善战的君子，以忠义的精神来统帅他们，加以刻苦的训练，激发他们的斗志，才可以投入战斗。
1853年，咸丰三年（23）
曾国藩的这番话，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实际上是在劝告江忠源，在失去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宁勇丁之后，不要急于投身作战，疲于奔命。在重新训练出一支家乡的部队之后，再投身战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惜江忠源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又带领杂牌部队投入新的战斗，结果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性格决定命运。江忠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注重节操和义气，不忍见危难而不救，于是放弃大局的考虑。其实曾国藩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早就说他一定会为义气而献身。
在外省作战的江忠源缺乏兵力，再次提醒了曾国藩：必须继续扩大本省团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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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东南，逐步肃清太平军。
曾国藩扩军的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师，和江忠源的四千楚军，合为万人大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员干将，就是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这个年轻人擅长言辞鼓动，以前在湘乡招募勇丁和筹饷，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为湘乡子弟兵在江西的损失而悲恸。罗泽南所部在南昌丢下了八十多具尸体，谢邦翰等四人是王錱的同学和挚友。他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王錱正想向骆秉章和曾国藩请求招募勇丁，出省作战，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
曾国藩和王錱计议，初次共招募六千人，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两千人，自筹饷银一万两。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后，欲望膨胀，改变初衷，把为自己招募的人数增加到三千四百，而且通过他在官场的活动，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
湖南的官场为什么愿意给王錱增拨军饷呢？原来，在长沙的提督标兵闹事以后，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这位团练大臣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虽然兵员不多，却有很强的战斗力，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再说，他在文宗那里说话很灵，湖南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