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第92部分

1863年，同治二年（21）
于是，安徽南部与天京之间，湘军各部息息相通，太平天国的国都已经陷入湘军的重围。
　　湘军大战安徽期间，曾国藩坐镇安庆，继续关心轮船的制造。
　　自从蒸汽机试制成功之后，曾国藩就下令立即着手试制轮船。
　　比造蒸汽机更加困难的是，造船不仅要有“机巧”，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徐寿组织众人集思广益，总结了中国人造船的传统经验，设计出许多独具特色的造船设备。经工匠昼夜赶工，制造出一整套造船所需的基本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结构简单，却非常实用。
　　有了设备，工程进展得更快，不到一年就初步完成了轮船模型的研制。该模型为暗轮式汽船，长三尺，汽锅原料为“与锌相似的合金，模型的汽筒直径是一又十分之七寸，机器的运转达到二百四十次的速度”。
　　据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报道，1863年11月，安庆造成了一艘螺旋式汽船。不过，试航时只能行驶一华里，就因蒸汽耗尽而完全停顿。
　　曾国藩听到报告，亦喜亦忧，但他鼓励科学家们继续努力，造成可以投入使用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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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沛霖的团练趁着湘军在皖南激战时，于7月18日攻占了寿州，杀死李续宜委任的知州毛维翼。寿州的驻军只有五百人，毛维翼原来只是一个听差，没有文韬武略，苗沛霖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毛维翼竟然坚守了七十六天，部队靠挖掘城内的野菜和杂蔬充饥。
　　蒋凝学花重金雇人，在夜里划小船运送米麦进城，要求城内再坚持几天，等到成大吉的部队到来，就可以解围了。可是，下蔡外委邱维城在夜里打开城门，迎接苗沛霖的队伍。毛维翼率部巷战，在搏斗中阵亡。清廷赠给他道员职衔，加以优厚的抚恤。
　　对于这次失败，曾国藩上奏弹劾自己和蒋凝学、成大吉等人，清廷对曾国藩以下的有关湘军将帅，给予了降职处分和其他惩罚。曾国藩请辞总督职位，理由是军饷匮乏。清廷当然不会同意这位最重要的大臣撂挑子，免不得下诏安慰和勉励一番。
　　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请求减少苏州、松江和太仓的浮粮，清廷令他们适中定额，革除明代遗留的积弊。
　　刘长佑在曲周作战时斩杀捻军首领张锡珠，责成杨鹏岭等人勒令投降的捻军战士缴出军械和马匹，回乡务农。直隶省内已无捻军。
　　苗沛霖在寿州得手后，又令部队向西南方运动，打起霍邱的主意来。清军在河南与湖北的边防，顿时感到吃紧。
　　曾国藩令蒋凝学分兵防守颍州、霍邱和三流集，令周宽世分兵防守桐城、六安与迎河集，又令成大吉率部驻扎三河屯，毛有铭率部驻扎老庙集，调何绍采率领两千兵力从宁国渡到江北，取道庐州，抵达临淮，征调彭玉麟和杨载福的水师从瓜洲进入洪泽湖协助作战。
　　唐训方孤军待援，命令马新贻率部返回临淮，由英翰代他防守蒙城。
　　蒙城被苗沛霖团练围困已久，军民每天靠吃浮萍和树皮充饥，十人当中有两三人饿死。
　　8月下旬，苗沛霖自己率领二万人杀到黑窑，抄袭临淮后方。唐训方的处境更加危险。他知道自己的劣势在于没有水师，便派水师将领丁泗滨和王吉率领八十艘舢板驶入淮河，护送军粮的运输。吴棠派黄开榜率领一百艘战船随后跟进，装载了许多米麦，李世忠也派一千人来到凤阳西南。
　　唐训方还不放心，又奏调淮扬水师。清廷命令杨岳斌亲自率军前往。曾国藩认为长江军事重大，留下杨岳斌。李鸿章说：“苏州松江之战，水师功劳最大。”他也认为不能把淮扬水师派出去。
　　唐训方命令马新贻返回临淮，令英翰率部转移到蒙城防守。
　　苗沛霖指挥部队在淮河两岸增修壁垒，堵住淮河运道，断绝湘军的交通。湘军水师被巨炮阻击，伤亡惨重，将士焚船烧垒，退保临淮，苗沛霖的势力更加扩张。他为自己终于能够挫败湘军而沾沾自喜，认为湘军的破亡翘足可待。
　　这时，由于刘长佑和僧格林沁的两支部队在直隶与山东获胜，僧格林沁得以抽调更多的部队南下安徽。
　　刘长佑在直隶的馆陶攻击宋景诗的黑旗军，得知山东巡抚没有在馆陶以东的堂邑设防，便奏调阎敬铭部向东南转移，合力夹攻黑旗军。他自己指挥部队割禾而进，将黑旗军诱进伏击圈，包抄攻击。黑旗军撤向河南开州。

1863年，同治二年（22）
僧格林沁的部队于9月5日在邹县白莲池大败文贤教起义军，斩杀起义军三万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白骨成堆，令人惨不忍睹。僧格林沁抽调三千兵力，由陈国瑞率领，增援临淮。
　　僧格林沁上奏，弹劾刘长佑贻误军机，致使未能抓获宋景诗。宋景诗和张锡珠的部队从上年冬天攻占武邑，率部返回，从南边的临漳，北奔邯郸，东袭广平和曲周，然后北奔平乡、巨鹿、隆平和新河，东插武邑和东光，接着直接向南奔去，从张秋渡河。追赶的清军狼狈不堪，将领们快要发疯，士卒们更是抓狂。
　　刘长佑身为总督重臣，亲自率军追赶，都没能撵上，偶然相遇，黑旗军却又突围而去。
　　小皇帝刚刚即位，清廷商议军事，无非严责各路部队发起攻击。在各路清军的攻击之下，捻军已到穷途末路，在京畿一带疲惫不堪，骑兵从此衰弱困顿。僧格林沁率部转移到蒙城，攻打苗沛霖。
　　9月下旬，清军大将都兴阿从扬州派来两千兵力，由王万清率领，又派富明阿率领两千名骑兵和步兵随后跟进，一起增援临淮。李世忠率领五千人来会合，分别在淮河南北扎营，南至定远，北到固镇，连营相望，军势颇旺。
　　苗沛霖见临淮很难攻克，便集中兵力攻打蒙城。防守蒙城的团练勇丁只有一千人，日夜盼望援军到来。僧格林沁的部将陈国瑞已率三千人到达徐州，可以南下增援。唐训方上奏，请清廷将蒙城一线的作战交给陈国瑞，将淮河北岸一线的作战交给富阿明，与蒙城一线的部队相连。颍州和寿州一线的作战，交给蒋凝学等湘军将领。淮河南岸的作战，则由唐训方自己负责。
　　湖北人陈国瑞是一员猛将，少年时投身太平军，后来投到黄开榜帐下，又被僧格林沁收为部将，以作战勇猛闻名于山东、河南与直隶，虽然官职只是总兵，军民都称他为“陈大帅”。他性情勇悍，个子却矮于常人，人们曾称他为“红孩儿”。
　　陈国瑞的部队骚扰百姓，但凶猛悍锐，为各军之首，捻军和苗沛霖团练都害怕他。
　　陈国瑞一到蒙城，就催动兵马，频繁出战，攻破蒙城以北的五座圩寨，以及附着于圩寨的几十座军垒。陈国瑞部将这些军事设施全数捣毁。每次作战，他都自报家门，威慑敌军，对手便心生怯意，不敢出击。
　　苗沛霖先是下令挖掘外濠防守，听说陈国瑞到了，就藏在壁垒里，不再露面，只是命令部队从壁垒中开炮轰击，击伤陈国瑞的许多军士。
　　蒙城守将派人参见陈国瑞，倾诉粮食久已匮乏，朝不保夕。陈国瑞与英翰约定同时大举进攻。
　　10月23日，陈国瑞挥师冒雨越濠，亲自督战，斩杀后退的军士。军士们喊杀之声动天撼地，穿过壁垒，杀入营中，斩杀大批苗沛霖团练。
　　苗沛霖的部队向四周开炮，抛掷乱石。陈国瑞所部冒死冲锋，不顾炮火与石弹，死伤累累，最终还是未能入城。清点人数，发现三百人阵亡，五百人负伤。陈国瑞收兵，驻扎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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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苗沛霖长期经营淮河流域，清军对苗沛霖团练的攻击，成为一场恶战。陈国瑞的力量还不足以对付这个本地军阀，清廷的四路部队都投入了战斗。
　　11月7日，富明阿率部来到蒙城。李世忠增派一万兵力沿淮河南岸攻击下蔡。唐训方分兵前往大小蚌埠，谋攻怀远。富明阿见蒙城外面没有清军壁垒，以此为理由，弹劾唐训方。
　　僧格林沁本部已经平定直隶和山东，回师南下。民间圩寨听说清军大举开来，纷纷投向清廷。寿州乡民田端书等人，集结两万人，声称要协助清廷杀贼，围攻下蔡，烧毁苗沛霖的粮台，向僧格林沁报捷。
　　11月下旬，李世忠的部队扫平了寿南的二十六座圩寨，攻克下蔡。
　　12月2日，陈国瑞在蒙城东南门作战，大获全胜。部队一边攻击，一边修筑壁垒，断绝苗沛霖的粮道。富明阿的部队分守各个险要地势，与陈国瑞部形成犄角。僧格林沁属下的翼长舒通额也领兵赶到。各个圩寨的团练慑于军威，纷纷剃发投降。
　　唐训方集结水师和陆师，一起围攻蚌埠。守将张士端请求招抚，献出蚌埠和怀远。
　　12月7日夜晚，唐训方的部队逼到怀远城下，见东门已经打开，湘军便开进城内。

1863年，同治二年（23）
当晚，陈国瑞等部攻击蒙城外濠，苗沛霖亲自巡濠，见敌军杀来，转身逃跑，跌倒在地，他的部下从后面将他击杀，将头颅割下，送到王万清的军营。
　　捻军首领相盘、葛小年、邹焕林和龚耀骈同时被杀。程二坎、李大个和魏群儿请降，安徽北部逐步平静。张宗禹等人的部队向西推进，袭击河南的南阳和湖北的襄阳。
　　王万清将苗沛霖被部属杀死的事情秘而不宣，向上面报告，说是他自己在巡濠时砍死了苗沛霖。有人说：“杀苗沛霖的人，就是陈玉成的旧党。王万清杀了他，是为了灭口。”
　　苗沛霖一死，他的残部听到消息，立刻瓦解。富明阿等人率部进入蒙城。清廷收到捷报，赏赐王万清勇号，奖银一千两。
　　12月11日，陈国瑞部将康锦文和宋庆携带苗景开抵达寿州，城内的苗家团练开门投降。
　　这时，清廷各个体系的部队为了争功，发生了小小的内斗。
　　李世忠派部队赶到寿州，要求进入，杀死五名守门将领。宋庆等将领为了报复，斗杀李世忠部将朱元兴和杜宜魁，用器械拘捕蒋立功，乘胜进占下蔡，捣平苗家老巢，将苗氏家族及苗沛霖的妻儿押送僧格林沁的军营，全部处死。
　　12月12日，蒋凝学和成大吉的部队攻克颍上。
　　12月14日，毛有铭的部队攻占正阳关，康锦文和程文炳率部一同入城防守。
　　12月16日，蒋凝学的部队移驻正阳，还不知道苗沛霖的余部已经献关，而守关的驻军却把蒋凝学部误当成敌人，隔河发炮阻击。毛有铭后来发觉对方是自己人，连忙下令停火。
　　僧格林沁上奏，说将领们为了争功而发生械斗。清廷把此事交给曾国藩处置。曾国藩认为，陈国瑞和李世忠的部将械斗，杀伤人数，彼此相当，而李世忠已经领着他的部队回滁州了。因此这个案子，只要杀掉苗景开，就可以结案。至于正阳的那场战斗，由于两军没有通气，发生误斗，并非出自有心，请求免议。于是外省军队全部从淮河南北撤走，湘军部队分别回到皖南和湖北。安徽的捻军各部，有的被消灭，有的投降，事情就此平定。
　　清廷颇为担心安徽北部民圩众多，命令唐训方筹划善后。僧格林沁又请求在蒙城和亳州的中间地带，增设文武官员，添加驻防部队。唐训方上奏，请求将凤台县交给下蔡管辖，把涡阳县的县治改为雉河集。清廷大臣们都打算趁势铲除李世忠的势力，僧格林沁请求派李世忠的部队协助攻打金陵，责成李世忠交出城池和盐卡。吴棠则请求从豫胜营中挑选几千名精壮军士，分别由曾国藩和唐训方管辖，把他们混杂在湘军部队里，观摩熟悉营规。
　　曾国藩上奏说，李世忠成为众矢之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心怀叵测，第二是因为专门从扰民中取利。他从同治元年阴历九月开始统领李世忠的部队，仍然担心他倒行逆施。后来搜获太平忠王的文书，发现李秀成极力主张攻打江浦和浦口，以打通北伐的道路，才知道李世忠确实没有私通太平军。
　　曾国藩虽然肯定了李世忠没有对清廷怀有二心，但他反对借用李世忠的兵力征讨太平军。李提督没有二心，他的部众却决不可用。李世忠发表檄文声讨苗沛霖，慷慨请行，似乎是因为他已知道世人容不下自己，借此来表明他的歉意。他的部队到了寿州和下蔡，接连与友军发生争端，他的部将蒋立功被捕，朱兴元和杜宜魁被杀，李世忠仍然出语谦逊，不像往年那般倔强，似乎知道自己大祸将要临头，只能委曲求全了。
　　但是，这次作战，李世忠部在怀远与寿州一带，焚烧抢掠，令人惨不忍睹，民怨沸腾，实为众所周知。试论其中的原由，还在于胜保当初纳降时，处置不尽妥当。收留一万八千人，听任他们盘踞几座城市，养成桀骜不驯的脾气。胜保认为天长、六安、滁州和来安，本来是造反者出没的地区，便放手让李世忠纳税收厘，又上奏令李世忠用盐供给月饷，自捆自卖，形成风气，习惯而成为自然。
　　曾国藩说，自从袁甲三和他接管李世忠的部队以来，也不能筹发官饷，来改变以前的做法。于是在李世忠势力范围之内的几个县，田地荒芜，百姓离散，再也无可盘剥了。淮河航运不通，卖盐的利润也就减少。今年征讨苗沛霖，路途上竟然买不到大米，任何部队驻扎在这种地方，都不可能不侵扰百姓，何况驻扎在这里的是李世忠的乌合之众呢？

1863年，同治二年（24）
因此，曾国藩认为，李世忠刚刚协助清廷消除了苗沛霖的势力，可以追究他骚扰百姓的罪过，却不必怀疑他会背叛朝廷。
　　曾国藩还说，凡是降将骄兵，当他们力量有余时，必然会骄横跋扈，无法制约；当他们力量不足时，就会破坏法纪，连累朝廷。借助别人的力量，是军事上的大忌。淮河上游的往事，就是因为清军无能，导致权势下移。现在李世忠的部队，实力比不上湘军，朝廷何必依靠他们呢？何况僧格林沁曾经征调过苗沛霖的团练，他们从来就不听从调遣，反而刺激他们生变，毫无益处。
　　他提出的办法是：命令李世忠遣散部队，交还城池，退出厘卡，停止供给饷盐，放他回归乡里，安享晚年。
　　僧格林沁对李世忠还不放心，派人到五河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