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们、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钠。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钠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钠，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钠。
当时。李钠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钠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钠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钠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钠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讪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千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讪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钠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钠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怕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钠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钠。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钠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钠，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放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钠。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钠，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钠。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钠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钠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钠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精。他知道李钠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钠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钠书法。美术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钠，照顾李钠，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钠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钠看病。他也帮李钠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五十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钠家里串门。有一次，李钠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养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钠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钠。因为王景清和李钠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钠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钠。
第五章 专列进行曲
前驱车驶出不久。主车开动了。这是毛泽东的专列。窗外高山丘陵草木丰茂，落日下尤显壮美。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历来以出英雄著称。天下流行一句俗话：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兄光。据说这句俗语，脱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话。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古有俗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湖南出产之尖辣极其辛辣。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即吃这种东西。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的性格的象征。
这列由德国进口的专车挂有两节高级软包。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中，白衬衣不曾卷袖，两腿随便朝前伸出。露出打了补丁的长筒线袜。他正侧头望着女儿李敏，我捧着一把削好的铅笔进门时，正听到李敏讲：“对了，扫墓时我还看到好多算卦的呢。
“那你也去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毛泽东微笑着说，把目光转向卫士长：“我父亲不迷信，我母亲迷信。可是不迷信的父亲跟我不是很亲，我还是跟迷信的母亲亲。母亲心善。她烧香，还让我买过香呢。”
卫士长和卫士们微笑着听，微笑着点头，不便对此发表评论。
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车窗外，望着朦胧的天空，流露出怀念
姚淑贤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胸脯微微起伏着，两眼亮晶晶。我真不想打断她讲话。
可是，追求有始有终有系统的习惯使我还是作出手势：停。暂停一下。老姚，你还是从头讲起吧？对不起，我习惯了。
于是，她停下来。下意识地抓起茶杯呷口茶水，长出一口气，似乎平定一下情绪，然后换了平静柔和的声音重新开始讲。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纪。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革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那时，就连五大书纪也没有固定专列。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都是临时指派。当时开会多，或是庐山，或是北戴河，专列任务很重，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我曾参加过接送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李宫春等同志。这次与以往不一般。会是谁呢？我马上想到一个名字，但是又不信，更不敢说。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19％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这个小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按照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我是不能随便进的，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