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懵了，恍若梦中。机械地走到她身边。
“怎么样，好吗？
“好。我勉强吐一声。
“这颜色你喜欢吗？”
我点点头。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来，比量一下，叫小殷给你织个背心。江青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感人，叫护士量了尺寸，为我织了一件毛背心。当我穿上边件毛背心时，江青满意地打量着，说：“真不错，喜欢吗？”
我蒲然地点点头。
“走，选个景，我给你照张相。”
江青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错。那张照片拍得很有艺术水平，摆在相集里很醒目。她说：“保存好，留个纪念。”
于是，我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对江青很感激，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
我渐渐恢复了活泼和自信，也恢复了自尊，又能在人群中自由自在说笑玩闹了。敢高兴敢生气，似乎甩掉了身上的包袱。
那天下午，我接封耀松的班，是值江青的班。刚接班，正遇江青要外出。
江青外出有几件必备的用品：眼镜。大衣。围巾和坐汽车使用的靠枕。由于刚接班，我有些手忙脚乱。准备好眼镜、大衣、围巾，还不曾找到靠枕，江青已经出门上车了。我以为靠枕在车上，便匆匆追着上车。
江青已经坐到了司机旁；可是靠优并不在车上。我慌了，回头又跑去屋里找，越慌越找不到，。只好又朝汽车跑。江青正在看表，一见我空手而来，突然大发脾气：“你干什么吃的？小兔崽子！你下去，不要你去了！
她叫卫士长李银桥顶替我上了车。汽车扬长而去，我心里一阵阵难过，泪水又溢满眼圈。
小兔崽子，这声骂深深伤害了我。我像被霜打了一般发蔫，我想到了走。心里咕哝着，寻找申请调离的机会。
申请不曾提出，又轮我值副班了。江青见到我，还是笑眯眯，还是那种愉快的尖声调，好像根本没骂过我“小兔崽子”。
“小田，这几本书你拿去看看。这种历史书要多读，不懂历史就不懂我们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
我接过书，真有些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懂，那就查字典。要多使用工具书，提高文化主要靠自己。”江青语调变得更亲切，“会查字典吧？
我点点头，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又消逝了。反过来责怪自己：唉，大概是我多心了。瞧人家江青是什么胸怀？这种小事从不记在心里。工作没做好，说几句我就受不了，也太少涵养了……
但是，没过两个月。我又挨了骂。而且，她还提起了旧事。看来她并不是没记在心里。我寒心了，觉得没前途了。这时，她又表现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变冷的心重新热起来……终于，我从她送的历史书中得到某种启示：大概这就叫恩威并施吧？
医生另有解释。说江青处于更年期，表现情绪不稳，急躁，脾气大。我年轻，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想像那是一种怪病，所以一到她身边就有些紧张，处处小心。不像在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样轻松自在。我不曾对毛泽东讲过什么，但毛泽东还是有所察觉。有次睡觉前，他小声对我说：“小田啊，江青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喜欢发脾气。你们看我的面子，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过于计较。也就这几年，过去了就会好一些。”我好奇地问：“主席，更年期是什么病啊？”毛泽东笑笑，拍拍我脑袋：“你还小，以后大了就懂了。”
卫士长李银桥可不像我，他和江青吵。就是在北戴河那次，为了打扑克他们吵起来，吵到后来变成了大哭大叫，陈年旧事全抖落出来，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人吵架一样。两个人争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像家人闹矛盾闹到家长那里似的，在毛泽东面前哭着互相指责。毛泽东正批阅文件，不得不放下皂，站在两个人中间劝架。劝也劝不开，惊得我目瞪口呆。
“不许吵了，我看你们再吵！毛泽东在中间喊，“你们还叫不叫我办公？出去，你先给我出去！”
毛泽东让江青出去，江青还在吵。毛泽东喊：“闭嘴！你少说一句不行？”
江青不说了，在那里擦泪。可是李银桥没闭嘴，又说两句。于是江青不干了。刚出门又进门指着李银桥喊。毛泽东往外推江青，接着往里推李银桥：“你怎么搞的？她不说了你还说？给我闭嘴！
反复几次，谁都想多说一句。直到毛泽东发了脾气，两个人才一起闭嘴。
这次事后。杨尚昆主任和罗瑞卿部长来，给我们开了一个会，点名批判了许多人。气氛并不严重，就像调解家庭纠纷。李银桥本人也没什么压力。会议结束时，杨尚昆说：“毛主席担负着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任务，你们不要结他找麻烦，要尽力为主席服务好，这也是为党为国家作贡献。”他指着张仙鹏问：“小张。怎么样，能做到吗？“张仙鹏回答：“能做到。”我们明白，这也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提问和回答。
通过这件事也证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中的人员都是平等的。
1957年，我二十一岁。那时不懂晚婚晚育，我开始谈恋爱了。
那年，毛泽东和江青去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老房子，古香古色。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逢这种场合。我们卫士值班不值班都要跟着去。我们年轻，都喜欢跳舞。
若是毛泽东一个人士参加舞会，气氛会显得活泼、轻松、奔放。若是江青也跟着参加，舞场便莫名其妙变得拘谨起来。舞伴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往日那种逗笑声更不会出现。毛泽东背后也跟我们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其实；江青舞跳得很好。大概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庄严的笑（她很少有随便的笑）使人望而肃然？或者是她那挑剔的目光常常扫来扫去，使人不能不自省出了什么问题？随便什么人都去邀请她跳舞是不行的，没有人邀请她跳舞也是不行的。我们卫士必须随时留怠。
毛泽东伴江青跳了第一场舞。乐曲再起时，毛泽东朝我投来一瞥。我立刻起身，去邀请江青跳．将毛泽东替出来另选舞伴。
可是，江青朝乐队喊话了：“这支曲子不行，换一个。”乐队重新奏乐，江青又说：“不好，这个曲子也不好。”乐队开始紧张，跳舞的人也有些不知所措。总算选好曲子，我们开始跳。
江青舞步从容、庄重。不乏优雅，但是缺少热情。当我们舞蹈接近乐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她忽然停下来，双手堵了耳朵。皱起眉头说：“音乐太刺耳了。你们声音小一些不行？”这样一来，舞会再不可能热烈，变成一种略逞尴尬的恬静。
恬静的气氛容易引出许多小动作。当李连成陪江青跳舞时，我解放出来，认识了一位新舞伴。我们不敢说笑，你看我，我看你，用目光交流。结果，一种全新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我心里开始发热。跳舞休息时，我们坐到一起。再跳时，有了悄悄耳语。说话一旦是悄悄的，情意这种东西便产生出来。我们彼此有了基本了解。这位西子姑娘是浙江省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几天后，在杭州饭店的舞会上，我们又见一次面，这次跳舞，我们彼此留下了通信地址。就是说，我们彼此有意，愿意继续发展关系。我没有留我本人的通信地址，让她把信寄给一中队的王惠，那是我的挚友。再由王惠把信转给我。就这样，我们通信一年多，保密一年多。
这种事能在中南海保密一年多已属不易。后来，事情终于公开，并且马上传到毛泽东和江青耳中。
有一天，我值副班。为江青送早饭时，她忽然问：“小田，听说你在文工团有个女朋友？”我红了脸，点点头默认。江青吃两口饭。又问：“是跳舞跳上的？我轻轻“嗯”一声。江青说：“人怎么样？下次去杭州带来看看么，我可以帮助你参谋参谋。
既然事情已公开，我便采取主动。再值正班时，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拿给毛泽东看，并且汇报了认识和交往的经过。毛泽东望着我，像父亲看儿子一样，忽然点着头发出慨叹：“长大了，真快呀，你已经成了大人了！
接着，毛泽东便拿起女演员的来信看，一边看一边改错别字，有的错别字还要先问问我看出没看出？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看到最后几封信，毛泽东停顿一下：“这已经是情书了么，还要让我看？”
我说：“我是在主席身边长大的，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让主席知道？”
毛泽东显出老人那种慈祥的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看完了。然后，我又把自己刚写好的回信交给他，请他帮忙修改。毛泽东笑出声：“哈哈，让我帮你写情书？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只能给你改错别字。”
以后，我再写情书，都要先请毛泽东修改，然后再抄好寄走。信中还要指出女演员来信中的错别字和病句。女演员来信惊讶感慨：“你进步真快，想不到竟有这么高文化程度……”
1959年，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杭州。刘庄宾馆正改建。这次住在王庄。我与女演员在西湖幽会几次，便将她带来王庄。去见毛泽东。那次见面轻松愉快，笑声不断。见面之后，我在自己房间为女演员做了挂面汤。请她吃，趁机溜到毛泽东那里，悄悄问：“主席，你看她怎么样？”
毛泽东微笑点头：“温柔聪明，是个好孩子。”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关系吗？
毛泽东又点点头：“我赞成。”
我跑回宿舍，女演员已经吃完面。我又领她去见江青。
江青正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走出小院，我们迎上去。我向江青介绍女朋友。女演员显出拘束腼腆，回答了江青问话。因为在舞会上已经认识了那些工作人员，便退到一边和工作人员聊天。江青身边就只剩了我。
“你们挺好了吗？”江青从侧面观察女演员，小声问我。
“嗯，挺好了。
“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江青一边打量一边评价，“不过，没有神。是木美人。”
我有些难堪，没有讲出话。
江青收回目光望住我，稍停一停，忽然说：“多了解了解。可不要上当啊。”
我一怔，脑子接着便翻腾着乱了起来。因为我确实疑心她长得太漂亮，追她的男人肯定不会少。
我背着女演员到文工口了解她的情况。团里有个弹琵音的女孩子，和她是老乡，也是好朋友。她为好朋友说了许多揭短的话：娇气。爱打扮不爱学习。缺少思想。曾经去上影厂学习，指导老师是位男演员，至今还有来往……
我吃醋了，开始追问女演员。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也无法释疑，便严格限制她与男人交往。我说我会随时向文工团了解她的表现。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女演员很愤怒，说我自私，蛮棱，不懂感情。我说：“你就得听我的！”
她哭了，转身而去。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那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日，我们接触机会很少，就是我随毛泽东到了杭州，见面也难。这样，互相埋怨就更多些。而江青关于“木美人”的评价，她深深嵌入我脑中，再也无法除去。
50年代，毛泽东每年都要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有时能住二三十月。由于我的吃醋，我与女演员的关系不但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
1960年初，我又跟随毛泽东来到杭州。毛泽东关心地问：“见你的女朋友了吗？”我低下头说：“没见。毛泽东问：“闹矛盾了？我说：“还没抽出时间。”毛泽东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睡觉后你没事，把她接来好好谈谈，要珍惜已经建立起的感情。
我动心了。待毛泽东人入后，我从警卫处要辆汽车到文工团把女演员接来住地。可是，领导认为我是擅离职守。按纪律规定，值正班时间不能离开，但这次是毛泽东批准的呀！当时我不愿把责任推主席身上，便闷头不响听了两天批评，心里很窝火。没处发泄就都发泄到女演员身上。女演员对我的莫名之火不了解。跟我吵起来。于是，我又认为她不灵活，不能善解人意，不会体谅，确实是个“木美人”。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
回到北京，女演员来了一封信，说我对她感情要求太苛刻。其中有句话：“你这个人大自私了，从来不会为别人想一点。”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毛泽东和江青也不曾这样说过我啊！我写了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你认为我太自私，这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不合适就算了。”
我把她的来信和我的回信一起交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批评我封建，大男子主义，是有些太自私。未了又劝道：“这不要发了。过几天我们还要去杭州，到杭州见面谈谈再说。”
就在这时。浙江文工团那位弹琵琶的女孩子又来信揭发她的“好朋友”同上海的男演员仍有接触。我便认定女演员感情不专一。愤怒之下，没有听毛泽东的话，把那封绝情信发走了。
过了“五·一”节，我们果然又到了杭州，仍然住在王庄。毛泽东劝我和女演员见面，我不肯见。毛泽东便叫我跟他一道去跳舞。我明白一跳舞必然会见到那位女演员，便推身体不舒服。没有去。
毛泽东在跳舞时专门和那位女演员跳了几次，借机劝她和我见见面。女演员正在又气又伤心。坚决不肯主动来见我。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我家里生活困难，很着重钱物。既然关系断了，．我就想起送女演员的手表和衣料。我去找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请他们帮忙把东西要回来。
警卫处的同志受人之托，就在舞会上对女演员说了。女演员又在跳舞时告诉了毛泽东，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很为身边人办的事难堪，回来就批评我。他还是希望我们和好。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东西不要忙着要么，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错？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我说：“我不是为哪一件具体事，我们是思想性格不合。”
毛泽东皱起眉头吸烟，片刻才说：“就算不能和好了，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