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四、西四、地安门一角五六。
到北新桥、新街口附近两角。
到安定门、鼓楼、德胜门附近两角三四。
到东直门、西直门附近两角五。
到朝阳门、阜成门附近两角。
到广渠门、广安门附近一角七八。
到左安门、右安门附近两角四五。这个价目表有个特点，从北京市的地理中心（前门）出发，路线是一左一右辐射到中轴线的两侧，北京市民心里的距离感特别准确，所以一旦确立之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就都能自觉维护。如果不是在前门上车，心里那根标尺随便一对照，也就“*不离十”了。作家老向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对北京洋车夫的认识：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活动的，洋车夫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到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地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地精疲力竭，他绝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申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中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是怎么锻炼的！这，真让我们没法说。车夫都是默默的，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有的是对你的热诚的感谢。这，就是北京对你的回应。
公园乃是新事物（1）
北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北京最早的公园，或许该算是今天位于西直门外的动物园了。1908年，它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清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廿三日记云：“（农事实验场）在西直门外，旧为三贝子园，周十五里，已荒废，新造楼亭，并开渠通舟。其万牲园移于场之东南，珍禽异兽，笼置而栏隔焉。……自五月一日始，即售卷，纵人参观矣。”万牲园，当时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农业实验研究基地的附属设施。鲁迅先生1912年5月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就“与恂士、季士游万牲园”，可见当时北京公共消闲的公园多么稀少，有着几头瘦骨嶙峋的老虎、狮子和斑马的万牲园，就给百姓带来了聊胜于无的慰藉。诚然，北京从一建城的时候，城中就修建了不少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但都属于皇家园林，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分儿。只有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出走去天津当寓公之后，这才陆续把原来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老百姓可以游憩和消闲之处。本章拟谈太庙、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四处。
为什么先谈太庙？它在天安门的东侧，与西侧的中山公园正好对称。按照中国“左右相比，左为上”的传统，所以先谈。它本来就是明王朝的家庙，正殿中供着明代各位皇帝的牌位，肃穆而宁静。清军占领北京，把这里改成自己的家庙，而把明代君主的牌位移送到白塔寺东面的历代帝王庙中，让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与李世民、赵匡胤等做伴去了。清君主每年在这里举行五次祭奠：大年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和十二月二十九。每当战争获得胜利，也在这里举行庆典，让重要的战俘在这里排列成行，给已经驾崩了的皇帝看。但，1911年11月26日，同样是在这里，清朝的摄政王和清政府的诸位王爷在袁世凯的监督下，向已故皇帝的牌位叩拜，发誓永远放弃他们的皇位与权力，接受新议会的十九项条款，即将帝制改为议会制。清亡国后，太庙的大门仍然关着，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开放。说到它的大门，请不要误会成今天那个开在长安街上的大门。实际上，太庙的正门与社稷坛（即中山公园）的正门，原来都开在天安门内，皇帝从午门出来，向东可以进太庙，向西可以进社稷坛，这两处是他的私产。天安门一关，老百姓根本别想进来。后来，中山公园首先向社会开放，为了老百姓进入的方便，在天安门西侧开了大门。为了对称，也顺便在东边给太庙开了正门。虽然开了正门，但依然没有公开开放。我在本书开头讲过的太庙灰鹤，长期以来非常准确地来去北京，来时通常是三月初，走则通常是阴历七月十五前后。在这些日子里，它们在太庙上空飞来飞去，从中南海里捞小鱼给它们的孩子吃，飞在空中时的叫声很大，仿佛北京就是它们的湿地。如果是平时的祭祀，它们丝毫不回避前来的亲王与官员；如果是皇帝亲自出马，这些灰鹤不知如何获得信息，则早几个小时离开。当义和团刚兴起时，皇帝命庆亲王到太庙祭奠，灰鹤不像平时那样飞走，而是盘旋在天空，大声叫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向西飞去而没有回来。一直等到西太后与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些灰鹤才重新进入太庙。一个西方人在1933年写成的《古都旧景》当中记录了这件事，他不禁在发问：“难道不奇怪么？羽毛动物对未来事情的认识比高明的政治家还清楚呢！”
公园乃是新事物（2）
再说西边的社稷坛改成公园的事。1913年，清隆裕太后去世，在太和殿上治丧，因为当年是她在清室退位的协定上签字，所以一时还有不少人说她有“让国之德”，于是让市民随意由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太和殿上行礼。国民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现场照料，朱总长顺便从端门进入太庙、社稷坛诸处一走，发现荒凉不堪，所谓“不堪”者，包括在如今水榭的地方喂养了牛羊！他激动了，遂生重新修复并开辟为公园之思。一有此思，行动便也快捷，各处发起捐款，共计募得五万余银元，朱氏自己与杨度各出资一千元。后公布账目，宣布凡捐款五十元以上者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凡董事者，以后入园可不买门票。正式开放后，还果真有“天天都来”的董事。此后在朱氏的主持下，把荒废处逐一修复，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所得的旧木料，先后增修了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1914年9月初筹划在天安门西侧开大门，到10月10日就正式开放，这种速度实在惊人。随后堆出西南角的大假山，挖了荷塘，建造了水榭，修建最晚的是进门两边的长廊。在西树林区域修了许多茶座，从南到北的顺序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当中一条大路。开放之后，一度游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坐茶座”。这三个茶馆各有特点，最南边的最传统，当中一个算过渡，最北边的最摩登。来的人也与其风格相应。著名学术前辈谭其骧回顾说：“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因为这三家茶馆当中有一条走道，所以坐在走道两边的茶客特别有眼福，可以在无意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看电影似的。在公园中，还是最东边的来今雨轩最高级，喝茶兼吃饭，价格最高，来的人的身份也最高，甚至还举行一些民间最高级的*，这在许多名人日记中都有记载。前边的西树林茶座，则绝对是自发而又充分能够得到休憩的场所。但人以群分，在知识阶层的眼中，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坐到自己应份的场合中才合适。在这些茶座或兼饭馆中，都有很好的美食，如包子就有多种，价钱不贵，但质量非常之好，能让人吃过一次而记一辈子。为什么（中山）公园在北京各公园中独得青睐？位置好，景色好，茶座好，吃食好，总之一句：消闲好。结果这闲也消了，而该自己干的活儿（指文章的构思，甚至文章的写作）也完成了。鲁迅、齐寿山翻译的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完成的。公园中都是平地，没山而有水（后河），但时时能让文人们涌现故国之思。这里的小景不少，文人偏能够小中见大。公园中心的五色土当然是最重要的景致，它也与当时*的五色旗相映成趣，但文人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他们在小小的公园中实现了视野的大。就这一点说，是很不容易的。
公园乃是新事物（3）
再说北海。1924年北海公开开放，它里边有山有水，水而且很不小，可以划船，因为水面比中山公园后河的水大出许多，所以划船中的乐趣就远胜他处。划船中时常能碰到荷叶，北海遍植荷花，增加了风景，也为市面的肉铺增加了包熟肉的“纸张”。那时，“荷叶包”与“盒子菜”是同一个概念。今天琼岛南侧仿膳饭庄的地方，曾经是好大一片茶座，从里边卖到了外边，结果呢，越外边的茶座人越多，里边的地方反倒经常空着。对面五龙亭当中的三座，也同样开了茶座。每逢夏季下午三四点钟，客人最多，为了防止西晒，在搭天棚后，再在每根柱子底下垂直挂一块蓝布遮阳。漪澜堂和道宁斋两家，都是廊子里和廊子下，各设一排桌子，每张桌子又配上四只大藤椅。大约能有五百名茶客，坐在这里喝香片，嗑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在北海白塔背后的山顶上，面对整个北海的海面，还有一个茶座揽翠轩，茶客喝茶每人水费一角，茶叶用小纸包包着，另算钱。等沏过茶，那张包茶叶的纸，就反转过来卷个卷儿，插进茶壶的嘴儿里。各个茶桌上都是这样壶嘴儿里插进纸的壶，倒也是一种“风景”。北海茶座之多，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消闲状态。到了冬天，北海水面结冰，漪澜堂、道宁斋前又开设了溜冰场，大中学的学生都来溜冰，特点是他们的装束，让今人感到不可想象：多是穿着棉袍或蓝布大褂，女同学腿上一双丝袜子，男同学脖子上一条长围巾。更有一些在冰场席棚外边划野冰的人，着中国装束，划的式样也是中国的“土溜冰”，可以把武术或京戏的动作搬到滑冰中来。邓云乡《燕京乡土记·溜冰篇》有记：“三十年代在北京做过学生的人，大概都有一点溜冰或看溜冰的经验。那时一到冬天，北京大约有三四个冰场，一个在中南海新华门内往东湖面上；一个在北海漪澜堂、道宁斋前；一个在北海五龙亭前。有的年代里，在北海的双虹榭前也开冰场。”现在的冬日渐行渐暖，京城里能上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今人已经习惯把过去的溜冰，叫做“滑冰”，少了些散澹的心情，却多了几份脚劲的“认真”了。曾经写过《旧京琐记》的民国闻人夏仁虎的六公子夏承楹，30年代在北平的《世界日报》任编辑，与弟弟夏承楣在北海的溜冰场以花式出名，号称北海的“夏六”、“夏七”。而夏承楹的太太，就是以一篇《城南旧事》而知名的林海音。那时，她在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看溜冰的经验”中，对北海冰场上被人们指指点点的“溜冰健将夏承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最终成就了一对鸳鸯眷属。1925年在北岸的五龙亭开了一家仿膳茶庄，注意是“茶”而非“饭”。大师傅都来自故宫的御膳房，清王朝退了位，他们也跟着失了业。没办法，几个大师傅凑了些钱，在北岸租了几间房间，办起了茶座，卖茶，也卖些简单饭食，包括清宫的小点心。东岸的濠濮涧是个很幽静又很险峻的地方，建筑充满了奇气。但最近重新写出来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把“涧”字写成为房间的“间”。为这我重新查阅了旧书，上边写的依然是“涧”。
1925年，年轻的女学子、后来的著名作家陈学昭陈学昭，女，海宁盐官镇人。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鲁迅先生在1925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北大取去年十月份薪水……下午素园、丛芜、霁野、静农来。峰旗良充来。季市来。小峰、学昭、伏园、春台来，并赠《山野掇拾》一本。夜长虹来。夜半大雷雨。”其中提到的“学昭”就是《北海浴日》的作者陈学昭，该文在1925年10月发表在孙伏园任主笔的《京报》副刊上。鲁迅很赏识陈学昭的才气，他的日记中，就有二十多处提起过这个“学昭姑娘”或者“学昭小姐”。 1935年6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昙，风。午陈学昭、何公竟招午餐于麦瑞饭店，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座*十一人……”可见他们密切投缘的关系。陈学昭在《北海浴日》中写到：“在塔上尽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伟的白塔碍我的视线，我周围的审视，全城的房屋都隐遮在树丛中，四围的城楼都浮在晨气中，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后来，她去了解放区，最终成为了深受鲁迅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写过一篇《北海浴日》的散文，文章里说她是从头天晚上就做了精心准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等走到北海公园的大门时，卖票的还没来，站岗的警察对她说：“进去得了！”于是，她就这样进去了，进去后慢慢走又快快跑，她期待到白塔底下看日出。她登上了北海的最高点，太阳在她的凝视下，终于从东方的地平线下喷薄而出了。她非常兴奋，把这一过程仔细地报告给她的读者。我们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总多少有些困惑：北海又有多高？在北京城里看日出又有什么价值？在今天这一代青年的心目中，坐飞机飞万里，或者攀登珠峰才算一回事！但仔细替当时的北京青年着想：挣脱帝制不过几年，但北京城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枷锁，捆绑着每一个市民的眼睛与心。因此，女学子做出这一番尝试时，就仍然免不掉内心的激动。您可以设想：她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面上，独自行走了那么远，通过北海空洞的正门，独自进入那寂静的园林——她应当有兴奋，但也同样应该有胆怯……
最后说景山。最初，它被确认是北京大学的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