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现人才的慧眼，那么蜀国就会丧失与其他两国的竞争力。
作为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不但耳聪目明，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实践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发现并重用人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品质的完善，也是蜀汉政权的幸运。诸葛亮对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能不能行纳言之政，有没有鲠骨诤臣，是关系到能否使国家兴利除害的大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的大事。
怎样才能行纳言之政呢？诸葛亮认为要做到两点。
第一要做到“视微形，听细声”。所谓微形细声，就是指那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和意见。而视微听细，不专心是万万不能做到的。他引用一句话，叫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如果把所有精力全都专注于百姓这个心上，“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就能够“视微之几，听细之大”。
第二要“多闻”，即“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多闻，即听取各种意见，既包括进善之忠言，也包括吁嗟之怨言。诸葛亮认为，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依靠众人的智慧，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要避嫌疑，或者怕得罪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商讨，就会给国家政事造成缺欠和损失；反之，如果经过大家反复商讨，就能像“弃弊而获珠玉”一样，获得有益的意见和办法。诸葛亮还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危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说：“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逊。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又说：“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他把能否听取反面意见，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权有道或无道、兴旺或衰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很有政治见地的。他深知一旦没有了谏诤，群臣们不敢讲真话，国家政治就会被欺骗和假话所淹没，被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声所包围和侵蚀。如果没有反面意见的警戒和促进，就有可能无法进步，甚至停滞倒退而走向反面。这就是他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
更可贵者，诸葛亮不是空发议论，而是言行一致，付诸实践。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争夺战时，诸葛亮就采纳了部属杨洪的意见，急速派兵增援汉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临行前曾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也被诸葛亮所采纳。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兵北伐，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留下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想把此任交给张裔，但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一征求别人意见，果然有不同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裔天生具有明察事物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后来，诸葛亮虽然任张裔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显然是吸取了杨洪的意见。
纳言任贤（2）
对于不同意见，诸葛亮是持欢迎态度的。还在隆中隐居时，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徐庶等人就常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在探讨中经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正是这种争论，使诸葛亮觉得获益匪浅。自从占领益州，初建霸业之后，诸葛亮又实行参署制度，即让一些有识之士参与机要事务的议论与处理。在参署人员中，比较突出的是董和和胡济。董和字幼宰，刘备入蜀后被任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经常提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署的时候，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也常提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像董幼宰、胡伟度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曾一再发布《与群下教》。第一个教令说：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以后，又发了第二个教令：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街亭之役失败，诸葛亮退回汉中。在对这次战役中有过者处罚，有功者奖励之后，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诸葛亮又下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足而待矣。
从以上三个教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不同意见的真诚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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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民安（1）
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
“赋贡所出，略侔三蜀”。三蜀，指广汉、犍为、蜀郡三郡。的汉中盆地，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物产富饶，是益州北部的一颗明珠。
自先秦至蜀汉，益州地区历经数代，几易其主，然而土地依旧肥沃，江河依旧流淌，阳光雨露依旧滋润万物，山川大地依旧物产丰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虽然如此，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治世良才手中会更大地发挥其效益。诸葛亮治蜀期间，益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说明他就是这样的治世良才。
同其他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一样，诸葛亮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封建社会里主要的产生部门是农业，只有农业生产繁荣，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只有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巩固，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因此，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他觉得理想的社会经济，应该是“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预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他反对那种“利与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的现象。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诸葛亮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在霸业初步建成以后，一直重视农业生产。这在前面《五载经营》和《优势的天平倾向谁》两节中已有叙述，兹不再赘。
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仍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建兴二年（224）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力。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影响。有件事使诸葛亮终生难忘。那是他们入益州后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节约粮食，刘备下令在民间禁止酿酒。当时禁酒命令非常严厉，发现有酿酒者都要处以刑罚。有一次，官吏在一家人的住宅里搜查出一套酿酒器具，有人认为，既有酿酒的器具，就有酿酒的可能，就应该和酿酒者一样治罪。刘备为了禁酒，居然同意了这种主张。老臣简雍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又无好办法说服刘备。有一次，简雍与刘备外出，路见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简雍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他对刘备说：“你看那个男子，他要行淫乱，怎么不把他绑起来？”刘备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简雍答道：“他具备行淫乱的条件，其性质与那个家中藏酿酒器具的罪犯一样啊！”刘备不禁笑起来，明白简雍在批评自己制裁藏酿酒酒器者不妥，便把那个人放了。诸葛亮却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他觉得禁酒之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酒难禁，制裁有酿酒具者更是过分。而这知其难为而为之，甚至做出过分之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天旱缺粮。他深深体会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史书记载都江堰说：
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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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民安（2）
都安堰就是都江堰，从上述记载中，可见都江堰工程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此堰进行管理。堰官统率一千二百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啮。”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从拓片看，碑高五十三厘米，宽三十八厘米。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可见：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文物》1983年第5期。按：章武三年五月后主改年号为建兴。此碑书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或因古代改年号时，当年两种年号常并存，这反而证明其真实性，因为如为伪造，必书建兴元年九月十五日。
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修筑九里堤，不但有书可查，有碑可考，还有实物可证。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二百米、高七八米的土埂，那就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
书籍、碑刻、遗迹，三者互相印证，共同述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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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通人和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人人都从事各类###，因而人人都在政坛上据有一席。但他们并非人人都是政治家。从政之人，或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或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有成功的政治实践，方无愧于政治家的称号。上述三方面条件具备，方可称为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可称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体现了其政治思想的深邃，这在《孜孜求治》一节中已经讲述。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追求。他所要兴复的是“光武中兴”式的汉，而不是桓、灵、献帝式的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之汉。这在《待时高歌〈梁父吟〉》一节中也曾谈到。
这里只说诸葛亮在政治实践上的成功。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一个治国者，他所治理的国家与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相比，成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政治实践上最成功的吗？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这在前面已经讲述，此不再赘。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详述。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三国的政治比较一下。
先看曹魏。
曹操也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在立太子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致使当时政局出现了一次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犹豫不定。结果，曹丕、曹植各树其党，展开了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杨修、丁仪、丁廙是曹植一党。丁廙甚至直接找到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由于丁廙等人的鼓吹，曹操狐疑，有好几次都差点立曹植为太子。
曹丕也不甘示弱，忙找自己的党羽吴质商量对策。吴质当时任朝歌（治今河南淇县）县长，按当时法令，与外臣交结要受到制裁。曹丕便让吴质躲在箱子里，用车拉进府中。不料被杨修知道，杨修便将此事报告给曹操。曹丕非常害怕，忙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不要紧，明天你仍用这只箱子装一箱绢拉进府来，杨修必定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