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播好这两首词是中央电台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不同于播报新闻，不同于播出政论文章，也不同于播出一般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有着许多不曾遇到过的特殊要求。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项播音原则：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播音问题；由台领导和专家组成监听评定小组，对播音作鉴赏和审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2）
事前的理解和定位是重要的，但最终要融于实践，靠播音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播音员要有很深的功底。确定由夏青、铁城和方明都播音，相互启发，比较鉴定。虽然确定了采取朗读形式，而播音基调的确定历来是个难题，定调，找准感觉，准确体现事前研究的预想。事实上，不仅每个播音员的理解、把握和表达不同，而且领导、专家和监听人员的理解、要求和鉴赏水平更是不一，众口难调，要经过反复地试录、评议、商讨、磨合，才逐步把准了脉搏。在播音情感、声调、速度的具体处理上也并不轻松，词的内容大放大收，诗人情感天上地下、大起大落，从大气磅礴骤然转入流水细语，从慷慨激昂骤然转入诙谐幽默，从高度概括骤然转入具体细节，转换尽在刹那之间。最难把握的是第二首——“鸟儿问答”，形式独特，语言独特，其中难以表达的词句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最难表达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在当时，我们反复琢磨，前几句，是诙谐和讽刺，那么“不须放屁”是诙谐讽刺，还是愤怒声讨？播音是轻是重，是轻蔑还是斩钉截铁？着意承上启下分析，应该是兼而有之。这一切，播音要准确、饱满地融入几个字的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短短的两首词，从准备到录播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录音后评定送审，局长邓岗特邀请了诗人袁水拍、葛洛征求意见，最后送中央审定。夏青、铁城、方明三人的播音大同小异，风格不同，各有特长，正应了“百花齐放”，都得以通过，交叉安排播出。12月31日晚8点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播出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新年增添了欢庆气氛。首播采用了夏青的录音，在其他时间和节目中夏青、铁城和方明的录音相互交叉播出半个多月。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许多专家写文章介绍背景、解析内容、论述意义，中央电台作了连续报道，并试图谱曲录音播出，终因难以准确把握而作罢。
这两首词播出后的第8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在15日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其中说：“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1）
既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又要保证大楼的安全和任何情况下播音不中断，还要保证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属的安全与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中央电台在经受考验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级的唐山大地震，24万2千多同胞遇难，16万4千多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部震亡，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报道任务，本身又处于震区，必须做好抗震防震工作，面临着与过去紧急、重大宣传完全不同的情况，面临着双重任务。
地震发生前，我在大连。那几天天气奇热奇闷，大雨不断。27日，我与中央电台的几位同志到大连郊区参观，晚上回来时雾气蒙蒙，车灯只能照射几米远。凌晨，突然被颠醒，听着门窗嘎嘎的响声，看着摇曳的电灯，我惊奇地喊出：“地震啦！”等我匆忙走下宾馆的大楼时，院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纷纷议论：“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猜测到可能发生在唐山、天津、北京时，人们涌向了邮电局……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到了北京，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想到了安全播音。我深知，地震对广播大楼、对广播的严重威胁，中央电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中断播音的，如果全国人民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听不到北京的声音，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无法与电台和北京取得联系，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收音机，急切地想听到中央电台的声音……
一
当我打开收音机时，还不到中央电台开始播音的时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凌晨4点钟，传来了《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中央电台没有出大事，北京没有出大事！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北京有没有发生地震？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早晨6点30分，从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中传来了地震的消息，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还不清楚。这条消息解除了对北京的担心，又增加了另外的担心。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披露了人员伤亡和造成破坏的情况，人们的心震颤了！
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二
北京变了，大变了！住宅区、办公楼附近的空地上，街道的两旁，搭起了密麻麻的防震棚，人匆匆，车匆匆，到处是忙乱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模样。大家都在忙于抗震防震。
当我走进中央电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听到许多动人的事迹，也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步履维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2）
地震在28日凌晨发生时，正是中央电台值《新闻报摘》节目早班的人员上班的时候，有的才迈进广播大楼，有的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的震颤，他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惊慌，没有人迟疑，首先想到的是广播大楼的安全，是中央电台的安全播音，地震就是命令，他们不顾家人和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沉着镇定地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技术人员，有的工作在广播大楼最高层，震感最强，他们置危险于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强震过后，中央电台的领导、许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广播大楼，检查每一个播出环节，研究部署抗震防震工作。
在突如其来的生与死的面前，中央电台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
中央电台抗震防震期间的工作，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既要保证向全国的正常播音，又必须搞好抗震防震的报道；既要保证当时的安全播音，又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几种准备，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中断中央电台的声音；既要保证搞好宣传，又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心、照顾、安排好职工家属的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工作时期。
三
中央电台的广播在这种时候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传播快、覆盖广、收听方便，在当时电视不普及、报纸发行不畅的情况下，人们主要从收听广播中了解各种信息，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更是这样，主要通过广播了解最新情况。全国人民关心着唐山、天津、北京的抗震防震，尤其是地震灾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广播。
中央电台处在震区，余震不断，能承载8级以上地震的广播大楼不断晃动，墙皮刷刷地脱落，墙体出现裂缝，更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为保证在广播大楼的正常播音，保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中断，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对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编播人员、技术人员等，将值班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缩短每一次值班的时间，增加人员轮换的次数。一旦发生不测，值班者们将誓与大楼共存亡。
二、对凡是能够离开工作岗位、又不能远离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由大楼的高层搬到大楼低层，尽量增加安全系数。
三、对绝大多数的编播和行政管理人员，由大楼内搬到大楼外的帐篷里工作。占播出量80％以上的专题、对象节目和文艺节目，除录音、播出以外，大量的编辑工作都是在路边嘈杂闷热的帐篷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台领导和编辑、技术部门的领导与值班人员一起，始终坚守在大楼内，始终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也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
中央电台在余震不断的大楼内和楼外的帐篷中，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直到地震缓解后恢复正常，但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应对地震的发生。
四
抗震防震的报道，以唐山为中心，兼顾天津、北京。地震发生后，中央电台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王润庭等立即请战到唐山采访。他们连夜从石家庄赶往唐山，路上走了22个小时，冒着余震不断、房倒屋陷的危险，立即投入了采访报道，及时把唐山地震、抗震的情况告诉了全国人民。随后中央电台又从北京派出记者和播音员，与他们一起组成唐山地震报道组。天津、北京的报道分别由中央电台驻这两地的记者站承担。他们在余震不断、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不断地发出了来自抗震第一线的报道。
8月22日，我从北京去唐山，与记者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抗震救灾的后续报道。这时候，地震后最紧张繁忙的时候已经过去，路途上依然车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和部队的支援人员、救援物资涌向唐山。平时不到4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几乎一天的时间。看到震后的唐山，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昨是今非，满目废墟。1973年12月，我随林乎加同志到开滦煤矿作调查，住在唐山，而今震后再也看不出昔日唐山的影子了。楼房没了，街道没了，只有一座座的“大土包”，水泥预制板、钢筋、家具、被褥、枕头、衣物纵横交错，有的仍然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污水，到处是帐篷，到处是炊烟；一队队的医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向街道两旁喷洒着药水，空中有直升飞机撒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劫后余生的人们，由于过度的悲伤，眼中没有泪水，没有哭泣，彼此见面打着招呼，相互庆幸“你还活着”！抢救工作依然在进行……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3）
中央电台和中央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组，驻在唐山机场附近的几座帐篷里，只有机场还完好地保留着仅有的几间青砖瓦房，成为人们议论的奇迹。记者们不顾余震，冒着酷暑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