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2）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文革”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txt小说上传分享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3）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全台为审查和安排7日的节目而忙了一个通宵。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广播大楼彻夜通明，而外面的过路行人，不会想到大楼里在干什么。从7日凌晨开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后来得知，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毛主席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以达到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篡党夺权的目的。当华国锋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文革”中某种政治变故前奏的常用语，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文革”中大家对政治问题都极其敏感，任何不同凡响的提法，哪怕是细微的分寸变化，都意味着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4）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
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毛主席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5）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