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四人帮”垮台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发布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文革”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6）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
“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
“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7）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景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1976年10月8日，中央做出了建立毛主席纪会堂的决定，11月24日举行奠基仪式，1977年的8月29日建成。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1977年9月9日，在纪会堂的北门外广场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庆典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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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1）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电台直播室的钥匙？几位亲历者的记忆却不同，成了历史的疑点。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