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播出时间次数统计
《告各族人民书》9~18日（10天）96次
《公告》9~11日（3天）59次
《治丧委员会名单》9~11日（3天）47次
悼词（单播）18~25日（8天）51次追悼大会实况18~20日（3天）20次
追悼大会预告17~18日（2天）12次
首都群众吊唁13~18日（6天）92次
工农兵悼念文章13~25日（13天）115次
各种悼念通讯16~25日（10天）111次
国际唁电（函）11~17日（7天）70次
九一六社论16~18日（3天）23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1）
国际新闻报道（含外国悼念函电）27次
这一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前无古人！
1976年10月4日，中央电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先谈一谈事故发生后接连出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第三遍时，在哀乐之后突然播出了“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造成了严重的重大差错。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雷轰顶，使在场的人惊呆了，大家惊恐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我是播出的总指挥，看到现场那种惊慌的情景，我清醒过来，必须马上镇静下来，恢复秩序，还有许多的事要做，不然还会继续出差错。我说：“请大家冷静下来，赶紧做好后头的工作，千万不要再出问题！这次事故的责任由我来负！”接着，我让台总编室主任去向局长汇报。
因为我知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强调严格，越是接连出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我比喻为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越撞人。古人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何况这一事故是罕见的，又发生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正是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时刻，谁能不肉颤心惊！当时急切需要的是稳定情绪，沉着冷静，搞好安全播音，不能也不应该停下来追查事故的原因和责任者。
刹那之间，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台里许多人跑来了，他们急促地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接着，到处响起了电话铃，应接不暇，听众询问、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
等我安排完工作，我赶紧到广播局局长那里汇报、承担责任和作检讨。当时局长邓岗不在办公室，一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说：“你赶快回去指挥，不要再出差错，这事以后再说！”我然后向台长作了汇报。当晚邓岗局长召开会议布置宣传报道工作，他谈到这一事故时，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他提高声音说：“今天出的乱子大极了！天大的事啊！纷纷来电话质问，说有敌人破坏！胶带怎么没有卡住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着收音机，一下子听到了，别人问‘怎么回事？’我让家里查，当场口头向文元同志汇报了，他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邓岗又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没法向群众交代！请求中央处分，我们承担责任！”我说：“责任由我来负。”他还说，“公安部已经来人调查过，是否有坏人破坏”。当时我的心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天深夜11点多，我向中央电台各部主任和支部书记痛哭流涕地做了沉痛检查，要求立即传达到中央电台全体，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上午我向局核心小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随后，中央电台核心小组也向局写了检查报告，局又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须知，那是在“文革”中，事故发生后，电台院子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要求立即把问题追查清楚，把杨正泉从台领导的位子上撤下来，给予严厉的处分。我检讨后，有的人认为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事故不是有意的，叫我不要背包袱；但也有些人不满意，要求立即做出严肃处理。对此，我都是很理解的，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电台过去出的差错，有哪一次不是层层检查、层层处理的呢？尤其是当事人，总要脱几层皮，何况是这样严重的事故！
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2）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有些人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大字报又是接连不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过去中央电台出了播出差错，都要严肃处理，“四人帮”都不放过，这次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姚文元说了“把以后的事安排好，不要再出问题”，而没有立即采取处理措施，是“四人帮”把他保下来的！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确想过，有的人问过我，我也想过。我认为，一是因为事故的发生与姚文元提出要缩短哀乐有关，不然不会出问题。二是姚文元分管宣传，他不愿意看到接连出事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三是他是一定要处理的，但不是在当时，而是“秋后算账”，他耍了政治手腕。他当时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大，要沉着，不要紧张。”“当然很大”，他不会手软的，只是没有来得及，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四人帮”就垮了台。
以上是事故发生后的情况，那么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故发生的情节复杂、头绪多，而原因却非常简单。历史上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旦弄清楚，原因常常是很简单的。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姚文元提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局总编室要把6分钟的哀乐改为3分多钟，而且要马上改。这些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里来得及！我提出等播出进入正常、稳定下来后再改。但命令如山，有一位部主任自作主张主动地派人去取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为防止用错哀乐，将所有过去用过的胶带一律封存，现用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过去已有过多次的教训，用错胶带是最容易出差错的环节。谁知历史在重演，事急中阴错阳差，他们辗转又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正是周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总理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胶带，不允许在其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又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后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出现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才使几个月以前的差错闯过了五关而酿成事实！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缺乏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事故发生时，因为责任重大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中间环节又多，当事人不敢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事后也并没有认真调查。直到事过三年以后的1979年底，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时，政治气氛已起了变化，比较宽松，才把事故的原因、过程和责任人调查清楚，给我做了结论，把我解脱出来。
今天谈这个问题，早已不是在分清事故的责任，而是在了解那一段历史。这是中央电台在那一特定情况下发生的事故，但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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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1）
播音员方明激愤地说：“你们不悲痛，还不让我们悲痛吗？你们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支点我找不着！”有一组歌曲的播出正是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到达八宝山准备火化的时间；新华社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情景，民意被“四人帮”扼杀了。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位伟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周总理的治丧活动中，“四人帮”竭力压制和降低治丧报道规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周恩来总理治丧活动的报道经历了艰难曲折，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顶着种种压力走过来的。这是中央电台历史的重要一页。以下所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本来面貌。
噩耗传来 全台悲恸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广播剧场看电影。大约在7点10分左右，中央电台政治处的高聚成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低声而急促地说：“有急事，要你马上回办公室！”
我急忙起身往外走，从他紧张的神态中，我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刚走到剧场前厅，我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这么急？”
“周总理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紧缩。谁也没有再说话，赶紧向办公室走，不，简直是跑。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三位台领导，我是分管宣传的副台长。我到了中央电台台长办公室，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都先期来了。他们满含眼泪，低声问：“你知道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是沉默，沉默。还是杨祚铭先说了话：“光知道总理好久没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是那么消瘦，可没想到……”
这时，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了许多许多。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夜辛劳，光是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就操碎了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是当时的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建起来的。那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起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国军民直接听到延安的声音。1940年，党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周副主席，他领导了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克服重重困难，1940年12月30日办起了中国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