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予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荀子：宥坐》）
翻译成白话如下：
“孔子当上了鲁国宰相，刚上任第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门弟子上前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一当权就杀了他，不怕失去人心么？’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杀他。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还不算在内。一是内心自由放达而好冒险；二是行为邪僻而一意孤行；三是言语虚伪却极为善辩；四是广泛记录并散布丑恶的新闻；五是赞同错误的观点且说得有声有色。这五条罪，只要人有一条，都难免要被君子诛杀，何况少正卯五罪并发。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他足以纠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蛊惑人心，他的意志足以使之成为反抗当局的领袖，他显然是小人中的枭雄啊，不可不杀。’”
孔夫子上面所说的“五条罪”中，只有第二条涉及行为，而且还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行为，至于其余四条，全都只涉及思想和言论，可以认为，孔夫子竟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言论之“罪”而残暴地杀害了他。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推定：孔夫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思想、言论定罪，并且擅自杀人的人。因此，孔夫子事实上也就是，严禁和剥夺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始祖。然而我们中国人却把他尊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圣人”，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宿命”。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即死于他的思想和言论，他被指责诱导青年不敬神明。少正卯是不是中国最早的“苏格拉底”呢？据不足的史料看，少正卯是个以“法”抗“礼”的学者，正是因此，他可能得到了荀子的部分同情，所以荀子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始终被其他儒家掩盖的历史。在当时的时代，少正卯至少是个比孔子还更趋向文明进步的士人——当时的知识分子，他要求以稍有一点平等的“法”来取代不平等的“礼”。而且与苏格拉底之死相比，苏格拉底是死于“*”的（五百人陪审团的）众杀，而少正卯却是死于孔子一人“专制”的擅杀。毫无疑问，在杀害少正卯的这个历史事件中，孔子个人是有罪的，而且犯的是开了非常恶劣的反思想自由、反言论自由（也包括结社自由）和滥杀无辜的历史先例的反人类之罪；从他个人的阴暗心理看，则明显是嫉妒杀人，也正是因此，他才会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地制造出这种明明属于非法之法的思想罪和言论罪来。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孔子其实是个内心极其阴险恶毒的伪君子。嘴上说得最好听，杀起人来心却最狠。今天的人们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坚决谴责孔子的罪行，还少正卯以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公正。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这个“冤案”非翻不可。
人类的历史将会愈来愈清楚地证明：正是古希腊人中的烈士苏格拉底（当然也包括后来的另一位烈士——耶稣），首先打开了全人类智慧的先河；而古中国的“圣人”孔子则完全相反，正是从他开始，彻底掐断了中华民族的慧根，使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愚昧的深渊。从少正卯的事件中我们即可明显地看到，以思想、言论定罪，严禁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也包括结社自由）的权利，孔子恰恰是个始作俑者，是后来一切专制统治者进行仿效的始祖；而他的借思想、言论定“罪”并滥杀无辜的历史事件，也正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愈来愈甚的严酷的中国文字狱历史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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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1）
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维传统是造成中国人愚昧、贫穷、落后两千多年的总的思想根源，这是我四十多年来进行哲学、思想史研究和思考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如果不拔除这个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祸根，中国人势必将永远都只能是人类文明中的尾巴，因此也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获得其他人类的平等的尊重。一个其中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了“紧箍咒”之“害”的民族，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确思维的民族，将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呢？
现在看来，孔子还不是儒家思维传统最初的唯一“毒”源，最初的“毒”源应该首先属于留下了《周易》文本的周文王、周公，而且《易传》的作者，也未必就是孔子。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孔子是提倡该“毒”源的第一人，他对于《周易》的确是奉若天书，亦步亦趋；他的人生“六段”，以及“六艺”、“六经”、“六纬”等等之论，实际上全都是按照《周易》的“六爻”来精心加以安排的。孔子奉周文王、周公为“圣人”，更奉《易经》（《周易》加《易传》）为儒家经典的“首经”，用今天的话来说，《易经》即是全部儒家经典的最终的思想或思维的理论基础。而恰恰正是这个“首经”、“最终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大脑正常思维的几乎一切可能。《易经》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文风、教育和社会行为的体制等等，它们共同对中国漫长的历史施加了极其负面而有害的作用。
不要只说过去，《易经》就是在今天，也同样被许多中国文人学者简直视为中国人最高的“天书”、“圣经”，无限地赞誉之、颂扬之，以之为“博大精深”，“神乎其神”，更被现代第三期新儒家的“学者”们视为伟大的“天人合一”思想神圣的“范本”，这样的“天人合一”“思想”，实可大大怀疑其真正的价值。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彻底地揭示出这所有的一切。《易经》并不具有什么“哲理”，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哲理”，不仅没有“哲理”，还更彻头彻尾地反“哲理”。说到头来，它也就是那么一本完完全全用来占卜、算命的“巫书”，一本彻头彻尾的“巫术之书”而已。它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价值”，基本上只能是“反文化价值”，它给中国人带来的决不是什么文化的幸运，而绝对是永远的文化的不幸；因为自从孔子，进而历代帝王把它确立为中国人必须学习的“首经”之日起，两千多年来的历代中国文人，进而历代中国人的大脑，就几乎全都因此而大大地退化，乃至完全地丧失了正常思维的创造能力。
人类的大脑是什么？是大自然（上帝）恩赐给人类，并赋予人类以思维（智慧）发现、发明和创造能力的最重要的“硬件”。这个“硬件”的正常的工作，要求人类自己去为它提供不断改进的合格的“软件”。这就如同人类今天自己制造了“电脑”的“硬件”，同样需要人类为它提供不断改进的合格的“软件”一样。“软件”如果不合格，或有了错误，电脑的“硬件”将会拒绝“工作”，或至少是拒绝“正常”的工作。其实，人类的大脑“硬件”也一样，它也需要有合格的“软件”。如果提供的“软件”不合格，或有了错误，它同样会拒绝工作，或至少是拒绝“正常”的工作。全部问题的关键就正发生在这里。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2）
什么是人类的“经典”？人类的“经典”就是人类自认为它确实反映了一定（自然、社会、人生、物理、生理、心理等等）真理（规律）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它正就是人类为自己的大脑“硬件”所提供的自认为合格的“软件”。这个“软件”究竟合格不合格呢？这完全需要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之中去经过检验。检验合格，它才能真正称作合格。
迄今为止，西方人有《圣经》、（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哲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的）《科经》等等；中国人则有（以《易经》为首的大量）《儒经》、（以被扭曲的《道德经》为首的大量）《道经》，还有（来自印度并被中国文人所改造的大量）《佛经》等等。但在历史中的中国，真正起主宰作用的还是《儒经》，而《儒经》，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分孔孟时期的“伪人学”的前伪经，汉代“伪神学”、宋、明代“伪哲学”，以及近现代“伪西哲”的所谓第一、第二、第三期“新儒家”们的后伪经。关于为什么它们全都是“伪”经，其实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过解释。最关键的一点，即它们全都不讲自然逻辑，而且还更违背自然逻辑。
上述所有的中西方的“经典”全都实际上起着为各自（中国、西方）人类大脑“硬件”服务的“软件”的作用。这些“软件”的合格程度究竟如何去衡量呢？靠人们自己的自吹自擂么？那是绝对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人类历史的实践去检验。而到了今天，对于中国和西方人类的各自“软件”价值的历史实践的检验，事实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结果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停滞，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的状态等等，实际上都已经是显然的历史检验结果了。
归根结底，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的成就，全都应是人类大脑“硬件”工作（当然再加上身体力行）的产物。人类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大脑，实际上就将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自己的大脑，所以人类才有资格被称为“万物之灵”，才有可能获得“上帝”、“大自然”的青睐。正是因为人类大脑“硬件”的如此重要，所以也突显出了它的工作“软件”的极端重要，也即种种文化“经典”的极端重要。由此可以看到，坚持错误的“软件”和“经典”的人类，其实也就是坚持大脑“硬件”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愚昧的人类。而中国人“愚昧”问题的根也正就表现在这里。
很显然，西方人的（经典）“软件”经历了从《圣经》到《哲经》，最后到《科经》的不断改进的历程；或者说，他们的“传统的软件”（也即经典）始终都处于不断改革，乃至不断革命的革新的过程之中。而中国人呢？两千多年来，“传统的软件”（儒家经典）始终不变，甚至不允许改变；一直都只“独尊”传统的“儒经”，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在为回归传统《儒经》（软件）的崇拜而纠缠不休，不少人依旧在顽固地坚持，死拉硬拽。在《儒经》这个大脑“传统软件”的顽固坚持之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大脑“硬件”事实上早就已经工作不正常了，中国人的大脑甚至从刚一生下来起就开始遭到“死机”的厄运了；如此一来，中国人哪里还能有任何变得“聪明”起来的希望可言呢？再说，中国历史的（软件）检验功能本身也早就失效了，中国的历史本身就严重地缺乏思维的创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史，数字虽在不断地增大，然而中国历史却永远都只能照葫芦画瓢地重复地往下写，历史内容基本上就只有不断的反复，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创新的意义。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3）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不仅管用，而且还能不断地进化，而中国人的大脑“软件”不仅从很早以来就不顶用，而且还更顽固不化，死守传统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应该问一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管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硬件”从很早开始就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启动“软件”——古希伯来《圣经》和古希腊《哲经》，从而一开始就启动了西方人大脑自身原本就已经先验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逻辑”（大脑运行规律）的功能。
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脑“软件”不管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硬件”从很早开始就选择了孔子及其儒家的“逆反自然”的非启动“软件”——《易经》（《周易》和《易传》）和其他《儒经》，从而一开始就毁弃了中国人大脑自身原本就已经先验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逻辑”（大脑运行规律）的功能。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还能够不断地进化呢？那是因为“顺应自然”本身就是“进化”的自身，所以西方人能够自发地追求自身（大脑思维）的进步。
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脑“软件”却不可能进化呢？那是因为“逆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能进化”的自身，所以中国人完全处于反自然的盲目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身（大脑思维）应有的进步。
现在要问，为什么说《易经》“逆反自然”并“毁弃”自然的“逻辑”（大脑运行规律）呢？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说才是真正进入了本文的核心，而前面则是不能不做的铺垫。
最基本的自然逻辑就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首先必须服从如下的三条最基本的（自然）逻辑规律：
一，（演绎）概念命名的“同一律”；
二，经验（归纳）判断的“相对律”，过去又称“矛盾律”；
三，综合推理的“充足理由律”，过去又称“排中律”。
先谈“同一律”。在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之间必须满足一一对称的先验条件，或先决条件。说得具体一点，任何客观对象在主观观念之中，只能有一个（供演绎运用而命名的）名称、符号、数字或概念与之对应。这实际上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交流的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条件，也是第一自然逻辑规律。没有这个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条件，也即第一自然逻辑规律，人类将不仅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思考，更不可能进行正常的语言、文字交流。
《周易》显然破坏了这个规律。伏羲的八卦（画）或六十四卦（画）本身就是主观观念中的抽象（图形）符号，而并不是自然客观对象。当周文王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名称（同样是符号）来命名八卦（画）以及六十四卦（画）（符号），而且还更又赋予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客观对象）具象名称（仍是符号）之时，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