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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内房的事报告郭，郭到任何处是不用通报的，他赶忙地跑来说，“老弟，我刚来找你时不是有条件在先，答应我不戒烟吗？”吴诺诺连声。郭说，“现在把我抽烟的家伙都摔掉了，这不是成心和我开玩笑！”吴呆了一呆说，“老哥的家伙？怎么不早说！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别再借给你的弟妇。”事实上哪里是郭的烟具，不过借此打打圆场而已，也许吴亦借此下台，不然的话，难道真和张夫人闹离婚不成？
郭在吴处言听计从，惜年老善病，有黄昏夕阳之感。他虽做到洛帅的上客，毕竟还是幕僚，从段芝贵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变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将，始终不脱幕僚的地位。他动了“衣锦还乡”之思，偶然向吴提及，吴说，“这事好办。”隔了几天，北京政府发表郭为山东盐运使。郭撅着嘴向吴说，“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吴连连说，“是我一时糊涂，让我保柴钦唐做盐运使，替老哥另保省长位置。”
郭吁了一口气说，“老弟，听我说。我不做省长则已，一做非山东本省不成。让我在家乡露露脸，死亦无憾。”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别省好办，山东就难如登天了：山东省长熊炳琦是曹老帅的参谋长，难道他的参谋长不配做省长，得改用我的秘书长去做！”（熊任鲁长是十一年十月间事）郭冷冷说，“我不过偶然说说，听不听由你。”
吴因此大费周折，经六个月之久，北政府允调熊另任要职，鲁长人选由吴保荐。吴自觉可告无罪于鲍叔了。不料郭福命太薄，幕僚终是幕僚，求于身后题曰“前山东省长郭公之墓”竟不可得，当吴欣然报命之际，正郭感疾阽危之时，病势一天天沉重，虽以巡帅之威，不能改造穷幕僚的苦命，他毕竟伸腿死了。吴临棺大痛，亲撰挽章曰，“公而无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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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议
直皖战后吴的地位在奉张看起来依然“区区师长”，而国人崇拜之者愈多，推为北方唯一的伟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专非其先辈项城、合肥所及。但吴与战前判若两人：战前指陈国事，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战后不建一言，不划一策，埋首洛阳，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
十年（1921）四月中旬，北廷因蒙事吃紧，电召曹、张入京。曹、张先往天津举行所谓“巨头会议”，张下榻恒记德军衣庄，曹居曹家花园。所谓“巨头”是曹、张和靳云鹏，后又加入王占元为“四头”，而区区师长乃“不巨之头”，自无列席发言之资格。论者谓：“奉张打不破阶级观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帅的出身：一个胡子，一个布贩，一个马弁，不见比秀才出身的吴高贵许多。”
其时中山先生已当选为非常总统，湘省则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饰“统一”，筹办选举甚力。天津会议主题为援蒙问题，而彼此谦逊不遑，对地盘之争及阁员之分配则又“当仁不让”：奉张保荐其亲家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又欲收察、热、绥三特区为己有，进而攫取京畿军警大权。因分赃问题一会儿抓破了脸，几不欢而散，一会儿“各取所需”，又呼兄唤弟亲热异常，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者竟无区别。
曹反对张勋再执长江之牛耳，想来想去，给他个“林垦督办”的位置，张勋则薄此而不为。后有改任为“征蒙总司令”、“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平南总司令”种种拟议，因而“复辟”之谣大盛。安福系复从中构煽，奉张亦思利用皖系残余势力对抗直系，因而直奉决裂之谣亦大盛。
奉张借征蒙问题领得军饷二百万及开拔费百万，曹仅索回直军欠饷五十万，曹锐看了不服气，责靳偏向亲家（靳与奉张为亲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说，“四爷，你不知道当家人的苦处。”曹锐大怒，倏地飞起茶碗来向靳掷去，口中喃喃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也跳起来大骂，“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奉张连连顿足说，“糟了糟了，快快备车让我回家。”
“群英会”一剧变成了“探亲相骂”（曹张亦为亲家），亲戚虽亲，不如权利亲。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来只做了一个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围，还算不虚此行。
此后他们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戏。牌打完了，戏看完了，过度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后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戏。偶然兴之所至，讨论到地盘问题和用人问题，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之军国大事了。靳陪着打牌，每次有输无赢——不是他手气不好，是官场秘诀之一：官场中陪上司打牌以输钱为不二法门，你输得越多，上司越欢喜你而造成了“红员”资格。靳是国务总理，其地位应居巡阅使之上，但巡阅使是当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实上是靳的上司。靳输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反正这笔糊涂账都写在交际费项下。
到五月上旬，曹张等才入京觐见“总统”。他们有一套“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作：声称除觐见外不谈政治，而局外人所闻，他们一言不合即以“备车”为要挟，慌得北廷忙于挽驾，忙于疏通，结果直系所得者为陕西地盘（阎相文督陕），奉系所得者为三特区地盘（奉张兼任蒙疆经略使，察、热、绥三特区概归节制），心满意足之后，在春藕斋赏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与“政府”之和衷共济。
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1）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驱王运动”，与湘人前此之“驱张运动”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转而向湘省请愿亦与前此湘人之向吴师请愿如出一辙。
湘人自民九（1920）驱张后，感于北军视湘省为其征服地，且南北战争以三湘七泽间为战场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揭橥“湘人治湘”，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И７⒈怼俺剖∠堋钡莫D352电（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后赵恒惕继起颁布省宪法，这在北政府看起来，湘省不受号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长是个离经叛道的省区，而西南则以湘省为革命之前哨乃独树一帜，不啻脱离了革命领导而为变相之割据。
湘省欲超然于战局外，而结果两面不讨好。那时北方有直奉暗斗无暇南犯，南方革命势力尚在培植中，双方无形中把湘省当做缓行地带。不过吴屡次打电报责湘人“破坏统一”，威逼取消省宪。
湘军驱张是得了吴师撤防的机会，所以在道义上双方有着深挚的友谊，可是事实上呢，一方要统一，一方高唱“联省自治”论，却又处于对敌地位。假使湘人仅求保境息民，吴或者还可以马马虎虎留以有待，不料湘军进一步挂出“援鄂自治”的招牌来，吴觉得忍无可忍了。
平心而论，湘赵对“援鄂”不感兴趣，他只求自保而无向外发展之志。但鄂人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吴醒汉等纷纷入湘效秦廷之哭，一面向赵游说，一面运动湘军将领建议出师，并列举援鄂之有利无害：（一）湘省自治已得川黔诸省之响应，倘能直下武汉，把湖北拉过来做休戚相关的同志，则进可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退可团结西南使北人不敢南犯；否则湘宪处于曲高和寡之地位，不能局部自保。（二）王占元弱点暴露，不堪湘军之一击。（三）王以陕西问题与直系龃龉，洛吴必不相助。（四）广东久欲兴师北伐，湘省对客军假道多所顾虑，倘湘军直捣武汉，则粤军北伐时必假道江西而不通过湘境。（五）鄂人无自己的军队（仅夏斗寅一旅驻湘），湘军以两师驻守鄂境，其军饷当由鄂省担任。
这些都是当年娓娓动听的理由，所以湘军将领均觉援鄂即所以自助，有毅然肩荷之必要的。此外还有两个动机：第一，驱张之役湘军夺获了大批枪枝，军额已扩充为两师十混成旅（有区司令之名称），因之军饷奇绌。且湘省无兵工厂，其子弹除向汉阳兵工厂购买外别无他法，而购买时必得鄂当局之同意，倘攻下武汉，则汉厂为湘军之外府。第二，湘省内部有暗潮，以对外转移视线确亦当年出师援鄂的另一隐衷。
援鄂之议一波三折，卒于十年（1921）七月下旬决定，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第一师长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师长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唐生智、刘ND435、唐义彬、叶开鑫为一至五纵队司令（叶兼右翼司令，由平江出通城，唐兼左翼司令，由常沣出公安），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与湘军主力沿粤汉路前进为正面。并由旅湘鄂人推举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湘方声明将来以鄂省还之鄂人，鄂方则声明驱王后将借镜湘省制订省宪。
这消息像焦雷般打下来，王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主张打电报向吴请援。一般雄冠剑佩的军官们无话可说，只有政务厅长胡鄂公反对。王问他，“高见如何？”胡谓，“只有打电报问湖南，他们要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2）
王说，“这是什么话？敌人没打倒我们，我们先把自己打倒！”
胡不慌不忙地说道，“假使照春帅的计划，吴军来援时，吴要怎样办我们也只好怎样办。与其听吴摆布，何如就商于湖南，也许湖南的条件比较宽。”
督署秘书长孙百福站起来说，“这太过虑了：你不知道山东五子的关系（山东五子有吴子玉、王子春［王占元］、卢子嘉、张子志、周子NC221等五人）。并且玉帅也不是这样人。”
胡解释他的理由，“我知道玉帅不是这样人。不过，他的部下一个个都做了督军，只有共患难的萧珩珊（耀南）未得地位。吴自己不要地盘。不能禁止他的部下不要地盘，萧是湖北人，早就有衣锦回乡之志。我的意思是——坦白地问湖南的来意，你说政治不好，我们可以改良。”
王的意思大不谓然，列席军政长官也大不谓然，结果拍了请援电报。吴果然派萧为援鄂总司令。萧来得很快，把部队由京汉路转到武长路，他既不前进又不后退，夹在当中做了个待机取利的渔翁。
王以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率孟昭月等旅担任正面，王都庆等部把守公安、石首，刘跃龙部在崇、通一带布防。湘军自驱张以来，早不把北军放在眼下，且视王为北洋系之“弱虫”，估计他的实力远不逮张敬尧的实力，以为一鼓可下武汉。自二十三日两军接触以来，叶部攻陷九岭，刘跃龙弃通城而遁，惟正面孙传芳系一知兵之将，而羊楼司至赵李桥一带又是一片嵯峨雄伟的大山岭，北军架炮山巅居高临下，又在半山腰里架起机关枪来扫射冲锋前进的湘军，血战八日之久，才把孙部击退。事后鲁涤平对人说，“民十援鄂之役，其作战之艰苦远过于民九驱张之役。”
孙部既退，王的最后本钱化归乌有，才想到胡的主张，派孙百福跑去问计。胡主张“自动辞职，荐萧耀南自代，这样才是不伤和气的办法。不然的话，走路还是走路，将来见面时即很困难了。”
孙把这话覆命时王低头无语。到晚上，把孙唤了进去，“快快照计而行。”同时电吴陈述自己不愿恋栈及荐贤自代的经过。八月九日北廷下令以吴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第二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十一日王乘轮离鄂，全城文武官吏欢送如仪，十二日吴乘车抵汉，各官吏又欢迎如仪。
王氏离鄂前发了两个电报，其一云：“占元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况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泊，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躯，为拥兵自卫之举。”又一述战事经过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方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便自由作战。”其言外之意，对湘军尚谅解，对直军则有“同舟敌国”之感。
吴下车后头一句话就是说，“快找寇弼臣来！”弼臣是前任旅长寇英杰的别号，他是王的部下，因暗中与吴通信，被王检获后把他的位子撤换了。吴的第一道命令恢复了寇的原职，不久擢为师长，与陈嘉谟同为萧手下的两位大将。
许多人劝胡快点走路，“你是反对向吴请援的，现在湖北是吴家的天下，外间有不利于你的传说，你该可以走了。”胡岸然不答。他一不上吴的衙门，二不上萧的衙门。于是者两月之久，不利的传说消灭了，他一面上辞呈，一面到萧处辞行。萧对之倒很客气，劝他打消辞意，他不听。四个月后北政府才发表邓振矶接替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