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需时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进入缅甸境内以后，希望缅甸政府给予协助，以便当天飞往仰光。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就在周恩来同意走缅甸的当天，他告诉印尼方面：这次将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先去缅甸，中国代表团所包租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专机，将从仰光直飞雅加达，不经过香港。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5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证实已经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计划的部分。
折冲樽俎（10）
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邓颖超也从北京致信叮嘱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复信说：
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终于成功。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机，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
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尾随周恩来到来的国民党特务，在印度尼西亚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企图阻拦周恩来如期出席万隆会议并置周恩来等人于死地。印尼方面为此实施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成员，再次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从18日到19日，会议的发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亚洲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代表或因偏见，或因不明真相，或受到挑唆，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对所在国的威胁。
毋庸置疑，这是对“红色中国”的挑战。会场一度出现紧张气氛。
如何回答？各国代表注视着周恩来。
亚洲各国的分歧和不同点显然是存在的。对此周恩来头脑非常清醒：求同存异。
根据中央所给的“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的授权，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他决定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面对会场上一齐投来的关注的目光，他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屏息倾听周恩来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没有避开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锋芒，这点让大家非常钦佩。他们想听中国总理怎样解决亚非各国的不同看法。周恩来继续往下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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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11）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
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何认识新中国：“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正如周恩来在4月23日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的：
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
为使会议不至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从而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以更为求同存异的精神说：
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
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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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12）
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
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随员冈田晃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为高崎达之助的翻译，在万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肤白皙、头脑清楚的美男子”。这就是为全世界知名的周总理吗？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令人惊诧……
后来，在万隆会议过去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
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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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冒进（1）
反对冒进，曲折探索，促“退”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在这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下，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情也逐渐膨胀。到1955年，人们在本来还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决议》中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作了这样的回应：
对资本主义，他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
对农业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着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