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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誓言。这一天，他乘坐“纳什维尔”号旗舰，指挥28万大军进行莱特岛登陆作战。当美军第1骑兵师占领了滩头阵地后，他不顾岸上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的危险，换上崭新的卡叽军装，戴着太阳镜和五星上将帽，下巴向前伸，气宇轩昂地涉水向岸上走去。当他上岸时，正赶上一场暴雨突然到来。他拒绝部下让其避雨的建议，在大雨中发表讲话：
菲律宾人民，我，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回来了！
麦克阿瑟语气深沉，眼角挂着泪光。他号召大家为了神圣的死者，为了子孙后代，继续战斗，夺取正义的胜利！
麦克阿瑟的泪光，折射出的是名将的那种敢于负责任的勇气和承担责任后的努力带来回报后的欣慰。真正能够感悟到这种欣慰真谛的只有名将本人。
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往往在于如何面对失败。有的人可能将失败看成是对自己的一次打击。如果这样，那么他的前一次失败，就是下一次失败的种子，最终使其成为真正的失败者。而有的人则把失败作为一种磨砺，或者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收获。如果是这样，那么前一次失败，则成为下一次成功的铺垫。麦克阿瑟说得好：“每一名军人都不希望自己打败仗。但是，战争中不可能没有失败者。失败者要想成为胜利者，最好的方法是屡败屡战，凭借超人的勇气最终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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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规模战争就无法大显身手（1）
行为主义本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1913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温斯顿·沃森提出并大力宣传一种新的观点：心理学的论题应是客观上可以观察到的生物活动。生物活动是指对外环境和内部生物过程所决定的条件或刺激做出应答，心理学即对环境事件或刺激与行为（人类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实验研究。
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人来说，沃森的新概念不太好懂。如果把其应用于政治学，可以这样做出解释：人们对国际社会战略力量的消长情况与某国战略决策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评估与实践。而这一切往往还是来自行为主体内心中那份久存的理念。
丘吉尔就是一个用行为主义领导战争的政治家。他怀着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敬佩与留恋，在他的帝国走向没落的时代，依然从“大英帝国遗产守护者”的思维模式出发，使尽浑身解数希图使帝国恢复 往日辉煌。
“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儿，我要做大英帝国遗产的守护者！”这是丘吉尔一生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成为他终生政治行为的主宰。因为，大英帝国的辉煌在丘吉尔的孩提时代就深深植入他的记忆中……
丘吉尔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名叫伦道夫·丘吉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英国财政大臣，这是个仅次于首相的职务。伦道夫·丘吉尔年轻时，求取政治功名心切，曾声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当上英国首相，因而被人称为是“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
丘吉尔的母亲名叫詹妮，是个有印第安血统的美国人，出身于美国一个名门望族。1625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北美大陆。这是英国对美洲大陆殖民的开始。这艘船上有一个人，名叫约翰·库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的曾祖母，一个女儿是丘吉尔的母亲詹妮的曾祖母。因此，丘吉尔的母亲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血缘关系。
1874年11月30日，生性爱玩的詹妮带着7个月的身孕去参加舞会，不想运动量过大，竟把孩子生在了舞场上。
这个早产儿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丘吉尔继承了父母亲许多东西。比如，他母亲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经常在伦敦上流社会过着愉快的生活，即便是丈夫去世后，家境衰落，也不善于精打细算。丘吉尔也是这样，过着几乎完全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尽管伦敦是世界上地铁最发达的城市，但是，丘吉尔一生只坐过一次地铁。他不习惯于在地铁里与常人面对面地坐着，他说这样会使人产生十分尴尬的心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一生从来没有坐过比地铁更拥挤的公共汽车。更有甚者，他不会将牙膏挤在牙刷上刷牙。他的政敌讥讽他说：“除了能够娴熟地点雪茄，丘吉尔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
然而，对于丘吉尔来说，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是父亲那种急于成就功名的心理。丘吉尔对政治领域那种惊心动魄的角逐、极富有戏剧性的变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大英帝国的力量产生了崇拜心理。渐渐地他可以评论起父亲的成败得失。比如，他认为父亲辞去财政大臣的做法非常失策，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性错误。他对母亲说：“如果是我，会比父亲做得更好。”
后来，他竟然到下院听会，专心致志地倾听那里发生的政治大辨论，并且学会了辩论的艺术。少年时代的丘吉尔认为，对付政敌有时最好的办法是针锋相对。他竟然把在下院学来的这些辩论手法用于生活中。一次，校长对丘吉尔挑拣老师、不愿意向不喜欢的老师学习的行为给予了警告批评。校长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而丘吉尔听后，大声回敬说：“先生，我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当时，丘吉尔才刚满10岁。丘吉尔相信，政治就是权力，而获取权力的最重要的优势莫过于对于未来的设计与想象。所以，丘吉尔从少年开始就养成了极富创造力的个性，他几乎整天都在谋划明天的事情，思考别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并且急切地想在未来的政治大舞台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比如，他在桑赫斯特军校读书期间，就曾想象过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对于细节却从不考虑。他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我就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如果有一天，阿富汗人，苏丹人，或者印度人心血来潮发生起义和暴动，我就可以在那里指挥英国军队，获得勋章，一直爬上最高统帅的宝座。”
没有大规模战争就无法大显身手（2）
从少年时代丘吉尔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丘吉尔是一个非常崇尚权力政治的人，并且这种崇尚极为急切，这种个性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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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英国的无眠者（1）
大英帝国的没落是与德国的崛起共生的。这种“共生”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这对“没落”与“崛起”的碰撞，深深刺激了丘吉尔。整整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没有对帝国眼前的这个敌人抱有任何幻想，即便是在英国一度战胜了德国时，他也没有这种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27个战胜国集团通过《凡尔赛和约》对战败的德国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1/7的德国国土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相当于德国1/10的人口被分离出去；德国的武装力量被严格限定在10万人以内，并且不得拥有重炮、坦克、飞机、潜艇和大型战舰；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右岸面积达9540平方公里的地区驻兵，此外还有大量的战争赔款。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德国被彻底击败了，一个持久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却有极少数人并不这样认为，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欢欣鼓舞的欧洲，有两个大人物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其中一个是法国著名的军事家福煦。他的军事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福煦对战胜德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除了法国外，英国和波兰政府也授予他元帅军衔，他成为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三国元帅”。福煦熟知战争史，知道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曾先后5次目睹普鲁士军队的刺刀，因此他在仔细地研读了《凡尔赛和约》后，坚决地预测：“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
然而当时的欧洲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预测。
但丘吉尔听懂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担任内阁的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过国防大臣、殖民大臣和财政大臣。1929年后，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专心写作。
作为大英帝国有作为的政治家，丘吉尔几乎整天都在谋划明天的事情，思考别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浓烈的和平思潮，丘吉尔和福煦一样，也仔细地研读了《凡尔赛和约》。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条约。比如，他认为条约中的赔款条文是“苛狠和愚蠢”的。
为什么这样讲？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赔款的有效，前提是赔得起。赔不起，帐单等于是一张白条。他指出，欧洲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对本国民众声称，要让德国掏出“最后一分钱”，然而，德国赔付不起高达200亿德国金马克的赔款。战胜国为了能够拿到赔款，只有向德国投资，以恢复德国的经济。打个通俗的比喻，这就叫养鸡下蛋吃。而且，这仍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最终的事实表明，德国在“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贷款，然后他们再利用这些贷款大变戏法，用于偿还的还不及贷款的五分之一”。这就等于说，英美等国养的鸡并不下蛋，最后却肥了自身。所以，丘吉尔气愤地说：“所有这些都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而编写这些故事，又损耗了多少辛劳，败坏了多少美德！”他认为，《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要求，不可能摧毁德国人侵略扩张的理念；相反，却最终培植日耳曼人复仇的意识。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认为福煦说得对：“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次燃烧起来。”
丘吉尔对他那个年代战略力量的消长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纳粹运动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运动兴起那天起，他就对它深恶痛绝。在西方社会，丘吉尔是第一个向世人呼吁要警惕希特勒及其纳粹运动的人。
说来很怪，丘吉尔对犹太人并不尊重，他时不时地会开一些犹太人的玩笑，发表一些白种人优越的言论。西方有的传记作家说：“如果一个白种人和一个犹太人在丘吉尔面前一起向他乞讨，丘吉尔会拿出钱给白种人，然后说：‘你给白种人丢脸，你应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上帝给你的肤色是正确的！’而对犹太人，丘吉尔却在给钱后说：‘我非常同情你，却无法改变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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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英国的无眠者（2）
丘吉尔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已无法考证，但这可以反映出丘吉尔骨子深处的种族优越情结。
然而，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排犹反犹政策却十分反感。他说：“这个劣迹斑斑的德国下士，不过是把排犹反犹政策作为把德国人集合在他的大旗下的手段。他的下一步就是战争与征服。”
丘吉尔对纳粹运动及其政权的厌恶，希特勒简直是一清二楚。然而，希特勒是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必要时他敢和魔鬼握手。1936年，希特勒通过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两次邀请早已下野的丘吉尔访问德国，但都被他拒绝了。
丘吉尔拒绝希特勒伸过来的橄榄枝，固然有出身贵族的丘吉尔对希特勒卑微出身的反感，但是更多的还是丘吉尔的政治理念所致。如果说从理念上讲，丘吉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幻想重振大英帝国辉煌的话，那么从具体途径上看，他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用近似本能的客观分析，认清阻碍自己理想实现的将是希特勒及其纳粹极端政权。从这一点上看，他比当时英国的张伯伦政府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丘吉尔曾严厉抨击张伯伦政府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善者的软弱助长了恶者的凶狠……是直接形成灾祸的根源。”
他还把他反对纳粹政权的演说结集出版，名字叫《英国仍在沉睡》。这个集子出版后，很快在英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了这本书后，让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次子约翰·肯尼迪研究这本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约翰·肯尼迪欣然接受了父母的意见，最后完成了《英国为什么沉睡不醒》一书。1940年，希特勒空军空袭英伦三岛后，这本书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美国第35届总统。
丘吉尔不仅在国内宣传纳粹运动的威胁，还到国外宣传与呼吁，为此还差点送了命。
1931年12月13日，丘吉尔到美国纽约作名为《英语国家的命运》的演说，呼吁英语国家团结起来，重新武装自己的国家，以对抗日益猖獗的纳粹运动的威胁。中午，他从住所出来到外面吃饭，在过马路时发生了意外。
伦敦的交通规则与纽约不同，伦敦的交通规则要求车辆左侧通行，而纽约是要求车辆右侧通行。丘吉尔是贵族出身，他愿意想大事，不愿意想小事，一生都是这样，所以，他不懂这些规则。在过马路时，他还是习惯于向右看，发现右侧没有车，就继续向前走去。赶巧这时一辆的士开了过来，一下子把丘吉尔撞倒了。他当时就失去了知觉，浑身被擦伤不算，骨头还断了15根。送到医院后，丘吉尔醒了过来，发现医生没有马上给他治疗，有些奇怪。这时，一名医生走了过来，问他：“你的家庭收入怎样，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丘吉尔非常生气，忍着巨大的伤痛说：“我有支付能力，快治伤吧。”原来，这家医院是私人医院。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如果那辆汽车再快一点，整个历史可能就改写了。
丘吉尔的奔走呼号，尽管没有改变当时张伯伦政府的对德绥靖政策，但却使英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丘吉尔是一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