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们的生活是寂寞的。常年处于高墙与铁丝网的包围之中、看守与机枪监视之下的战俘，最容易陷入可怕得令人窒息的苦闷、不安、恐惧与绝望的氛围里。然而，生性好动的戴高乐一刻也不想静下来，他经常主动与大家交流。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狱中给大家讲战略课，向狱友们介绍战争过程，交流作战体会。他被俘时，坦克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可是，他在狱中从德文报纸上看到英国人在索姆河战役中首次使用坦克的消息，马上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新装备的巨大潜力。他指着报纸上刊载的坦克照片对狱友们说：“这个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的出色表现，很可能预示着它会成为未来战场上的天使。”
坦克，今天的“丑小鸭”，明天的“白天鹅”。这一前瞻性认识，竟然出自戴高乐在狱中的学习，而这时，他连坦克什么样都没有看到过。如果没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在逆境中仍然积极向上的精神，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一个人很难对一件没有接触过的新事物做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
他的狱友雷米·鲁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强、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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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1）
法国作家博那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评价不免有些夸张，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各种事件以特定方式展开，使过程与制度变得僵化和不可改变，进而会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当外部条件改变时，依然难以改变那些顺应从前力量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和旧技术。要想成功，就应该跳出这种“路径依赖”模式，以敏锐的思维认识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而法军高层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径依赖”的病症，在二战初期断送了自己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给战争形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着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措施。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具有“路径依赖”心理，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现在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轰动，不料，结果却如同雪花落水无声无息。这时，他的朋友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再这样执着，这样做费力不讨好。
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2）
戴高乐说：“不，我决不放弃，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吗？官运就是前程！你再这样下去，开罪了他们，就会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了。”
然而，戴高乐在“官运”与“使命”两者间，坚定地选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写成一本专著。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
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批判戴高乐的“离经叛道”之论。当时的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喊：“别了，戴高乐！只要我在，就没你的出头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帅贝当是戴高乐的恩师，一向器重戴高乐，但也把戴高乐的理论当成玩笑。
面对法国军政当局的冷眼和打压，戴高乐并没有放弃，他竭力游说，四处奔走呼号，然而知音难觅，弦断无人听。
《建立职业军》在法国很少有人问津，然而在德国却引起了纳粹将军们的极大兴趣。德军参谋总部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一直跟踪研究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他把戴高乐的思想与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名噪一时。1940年5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突击阿登山区，12日抵达马斯河，13日强渡马斯河。之后，这支部队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兰西的国土上驰骋。18日包围亚眠，19日到达贝隆，2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把法国一分为二。面对纳粹的疯狂进攻，法国束手无策。一个月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俯首称臣。德军占领法国后，古德里安问一位法国记者：“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又有些什么新发展？”这位记者竟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云，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戴高乐这个名字和他的著作。
15个法郎赢得一场战争，话是夸张，但背后的教训深刻。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是用创造性思维撰写出来的。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心理技能，它的产生出于一种观念，即新的想法要比旧的想法更有用，由此创意才会源源不断。而法军高层之所以对新的事物漠然视之，同样也出于一种观念，即现有的东西比新的东西风险小，也容易操作。这种“路径依赖”心理必然导致固步自封的结果。因此，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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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3）
“在实力面前，逻辑和感情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会最深的道理。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它的实力支撑下的作为。当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向德国俯首称臣后，戴高乐毅然出走英国，高举法兰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凭借坚毅与无畏的精神捍卫国家的利益，进而掀过法兰西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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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丘吉尔的“关照”成为强人（1）
1940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军实施“黄色作战方案”，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42天以后，号称欧洲最强大的法国与德国订下了城下之盟，签定了投降协定。法国的败亡超出人们的预料，整个军队几乎在瞬间被彻底打垮，只剩下零星游击队。
时任法军准将、曾指挥第4装甲师作战并担任法国国防部与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于6月17日出走到了英国伦敦。他对他所服务的那支旧法军痛心疾首，认为是军队的保守葬送了国家。他要在国外领导抵抗运动，争取尽快重新登上法兰西大地。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戴高乐到英国后，就与英国广播公司商议，准备向全体法国民众发表讲话，呼吁他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德军的占领，将敌人从家园赶出去。一个外国人要利用广播发表讲话，英国广播公司做不了主，于是向丘吉尔做了报告。
丘吉尔是典型的英国人，或许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或许是由于大英帝国的情绪非常浓烈，他对法国人并不是十分友好。他见到戴高乐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将军阁下，您觉得您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
尽管这句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戴高乐脸上已表现出了不快。他思考了一会儿，从容地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法国遭德国入侵，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丘吉尔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因为丘吉尔担任首相不久就曾向全体英国人表示：“我不能给大家许诺什么。我所能付出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要战胜敌人，就不能没有同盟者。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哪怕是做露水夫妻也是必要的策略。他刚刚接到情报：贝当领导的法国当局已宣布放弃抵抗，与德国人停火了。这就等于说，欧洲大陆已全部沦陷于德国之手，英国成为欧洲唯一的抵抗国家。丘吉尔认为，必须结成同盟，而且不能有选择。于是，他在听戴高乐介绍完大概要讲的内容后，非常郑重地对戴高乐说：“明天，我让您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讲上几分钟，等明天早晨内阁开完会，我再通知您具体的直播时间。”
6月18日18时，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著名的《6·18呼吁书》：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新政府。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但是，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数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我是根据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