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干预就不会再受欢迎。缺乏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致使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出现，这一点现在家喻户晓。这些问题不断浮出资本主义历史的水面。为此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个不小的挑战。
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决策是资本家的权利。企业需要雇人，所以资本家需要依赖他人的劳动。反过来，工人也依靠雇主的工资养家糊口。普通人一旦脱离了土地和工具，就失去了谋生的资源，因此不得不走出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我们谈论工作形式时，并不是总能说清楚雇主和工人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自由企业”里，“自由”这个形容词只是资本主义威逼利诱的遮羞布，达成了粉饰意识形态的目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但他们只要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就不能摆脱工作。而雇主自身不存在这样的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自由”——贸易、企业、市场——都满是修辞色彩，为了避免千篇一律地重复“资本主义”，我会谨慎地使用这些措辞。
第11节
资本主义制度性质明确，可以让我们更明智地制定政策方针。资本主义是文化制度，是一般惯例，不是自然系统。它就像天气，可以反映出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政策建立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假设基本一致。反对者认为，市场不是自我调节的体系。我们是市场的个别参与者，也是收取或支付工人生活工资的社会成员，经济自主权的假设使我们很难看清，市场实际是在为我们服务，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民医疗保险和好学校，并将人道主义发扬到了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占领高地的关键时刻，文化影响和社会实现的价值在概念上仍旧模棱两可。我们需要把这些清晰化。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陈述的资本主义历史不再是一幕道德剧，里面的人物也不是非黑即白。虽然每段历史都少不了道德意义，但是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必须能够识别出道德如何影响了人们过往的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把自己的学科看作一门科学，他们尽量弱化了财富分配的道德色彩，可忽视人们强大的是非之心其实只是在逃避现实。经济生活怎么会与我们的价值观，进而与我们的政治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国家的人民加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在经济制度的形成中起到更积极、更有利的作用。如果你不同意我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法，那么我的这些话似乎有点自以为是。不过，我提出的只是意向，而不是结论，究竟相信什么还是要由你自己决定。。xjqi。
在结束引言前，我想重申一下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深植在经济实践中的文化体制，这些经济实践围绕着私人投资者的要求展开，从而获取利益。逐利通常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推动劳动分工，产生规模经济，提升专业化，扩大某个商品市场，尤其是发起创新。因为资本主义是文化体制，而不单单是经济制度，所以不能只用物质要素来诠释它。资本主义方式一开始就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抵抗。在这一投资者驱动的经济里，竞争让所有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入他们的资金，推销他们的产品，或是出卖他们的劳力。从18世纪利用燃煤和水产生蒸汽开始，一系列利用自然能源的发明使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化石燃料。煤和石油一度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如今它们成了稀缺资源，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否仍可持续。
我的挑战是要提起你们对一个极为熟悉的制度的兴趣。你们熟悉这个体制，因为一个概念曾经告诉你们，人性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而这种说法实际上遮掩了资本主义和传统经济之间真正的冲突。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显身，从根本上背离了古老的习俗。资本主义方式侵蚀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进而获得了立足点，占据了有利位置。自此之后，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才变得更有说服力。西方企业家总是想要“更多”，这种冲劲鞭打着他们满世界地寻找商品和劳动力。他们自我驱动，掀起了一场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
第12节第十一章 新环境下的资本主义
第十一章新环境下的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早期，石油价格的意外上涨迫使人们开始关注工业世界的其他负面指标：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棘手的通货膨胀、上升的失业率、暴跌的美元和波动的汇率。大企业、大工会和大政府的自在理解正在分崩离析。滞涨不受欢迎的露面也暗示出国家决策者不再依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当私人投资不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时，凯恩斯会建议政府担起消费的核心作用，大萧条时期就是这样。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听从了凯恩斯政策来抵御经济衰退。可惜的是，当大众的支出项目不再能刺激经济发展时，很少人会有勇气削减它们。这个疏忽导致了通货膨胀，再加上1973年的油价飙升，情况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现在总是并肩出现。实际情况不再支持原来有效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正是听从了凯恩斯在需求下降时提出的建议，政府开支才创造了物价上涨的“胀”和销售停滞的“滞”。曾经似乎稳定的、可理解的、可预测的经济环境现在既不稳定，又令人费解。。xjqi。
20世纪70年代早期，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平稳特性突然消失了，这正是向新理论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对这个时代有一些恰当的见解，或者说是看似恰当的见解。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写了大量有关消费者行为和公共政策的文章，其中很多是与他的妻子罗丝合作完成的。弗里德曼分析了新数据，解释了不稳定的通胀率其实是导致失业的原因，因为通胀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它危害了债权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也迫使政府作出了一些明智或不明智的举动。弗里德曼建议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参与，这样市场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通过价格，将简单纯粹的信息传达给市场参与者，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作出最合理的决定。
作为货币理论方面有影响力的作家，弗里德曼建议政府把货币供应限制在小幅增加的范围之内。作为公众人物，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著书立说，他想让公众重新了解“经济人”，也就是凯恩斯曾质疑的理性经济人。弗里德曼重申了经济学家初期的信念，即市场会帮助人们选择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他说，竞争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最合适的运作方式。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念很快就渗入了公共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先采纳了他的建议，然后是美国。1981年，里根总统宣称“制止政府职能扩张，逆转这种形势的时候到了”，但是他也承认命令可以使政府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掌权的那段时间，弗里德曼被铺天盖地的奖赏、奖项和任命所环绕。而在实际应用中，仅1979~1982年这几年间，货币主义受到了美联储的支持。货币主义仍然无法避免国家陷入经济衰退。
第13节
并不是所有政府干预经济都是受凯恩斯理论的启发。其中大部分是在追求社会目标。20世纪60年代，立法机构开始管理对环境或濒危物种有较大影响的工厂。其他法律还涉及改善工人的安全、消除雇用和住房中的歧视，以及保护消费者等问题。弗里德曼在没有讨论社会效益和道德效益的前提下，指出了这样做对竞争的负面影响。他的著作成为放宽管制运动的依据，放松管制运动解放了信贷机构、电信公司和能源部门。他坚信自利能胜过偏见，因此他预言雇主不会歧视工人，因为不把工作提供给最好的申请人会损害雇主自身的利益，许多实地研究都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其中最有趣的或许是盲人参加管弦乐队面试的比喻，这对于女性申请人来说是很大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和2000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再次激起了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理论之间有关政府支出和政府约束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更好，但是国家本身却因听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而受苦。
不过，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企业负责人和决策者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行政机构的支持下，第一波放宽管制开始了。法律允许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可以竞争性定价。因为交通运输行业被视为需要稳定和保护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监管一直特别严格。一大批具有公民意识的男女也一直在努力解除对投资银行的管制。与此同时，新毕业的MBA带着提高银行利润的新想法走进了银行的行政办公室，在这种压力之下，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传统的长期关系开始破裂。31980年和1981年的两部法律放松了储蓄和贷款机构的会计准则，并且减少了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银行轻装上阵，发放了更多的贷款，美国个人债务自此开始了它30年的攀升。十年内，7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倒闭，耗费了承保人和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但是放宽管制的运动仍旧没有减速。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故乡的制造业也发生了痛苦的变化。跨国公司不断寻找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建立它们的新工厂，人、财、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全球通信的加强使这种流通更加容易实现。特别是美国因此失去了许多高薪的工厂工作，这些工作曾使数百万美国家庭成为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从纽约州的水牛城一直延伸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钢铁中心很快就输给了墨西哥、中国、韩国和巴西。日本和欧洲廉价的进口钢材进口到了美国。从前烟囱林立的地区现在变成了铁锈地带。虽然金融、计算机和服务等行业创造了数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是美国人还是习惯于他们制造业的实力。新领域促进了收入转移：最低工资的工作出现在快餐店和护理机构，而华尔街和硅谷的居民则拿着高薪。
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Wolfe）近期评论说，“众所周知”，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一说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多次被提及，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制度，一组特别容易中断的指令，一项正在进展的工作。除非你检查了这些类别，而不只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否则资本主义看上去都一样。比如，人们一直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开放的世俗社会中才能繁荣发展，因为在这些地方，产权具有强制性，个人野心从母亲的膝头就开始培养。20世纪下半叶，七个成功的案例表明，资本主义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生根——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范围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其实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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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一个反补贴的例子出现在日本，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经济转型。接着，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也跳出了传统的囚笼。有时它们也被称为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industrialized335countries，简称NICs），四小龙的起飞脱离了日本的控制，就像日本以前脱离欧洲和美国的控制一样。印度和中国发展得要慢一些，它们是全球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37％，这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日本似乎是希望不大的工业化候选人，更不用说快速工业化。一个3000万人口的东亚岛国在19世纪中期故意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又在20世纪末突然成为杰出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在1820~1970年全球经济发展的工作报告中，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的GDP增长了2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井喷式增长。如果以1820年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准，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德国增长了15倍，美国增长了18倍。西方工业化的顺序一般是从纺织制造业和矿业发展到冶金工业、铁路建设和重工业，而工业化的能源从水力发展到燃煤产生的蒸汽动力，再到发电机提供的电力。消费品慢慢地从生产资料中释放了投资，整个过程经由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决定，以或多或少的试错方式完全实现。
日本没有逆转这个进程，但是它偏离了西方国家设定的模式，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可以走不同的路。日本缺乏重工业需要的重要原材料，所以它必须进口铁和煤。政府提出了一项出口纺织品、鞋和饰品的计划，可以偿付这些必要进口品的支出。日本凭借自己借鉴外国技术的出色能力，并在持之以恒的精英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这一切。日本的小屋缫丝、食品加工和各种工艺品等传统产业使用水力顺利进入了20世纪，但是到20世纪10年代，电动机迅速取代了蒸汽机，你甚至可以说，日本跳过了蒸汽时代。日本还沿袭了自己的传统路径，把现代化的生产和金融交到了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极少数家族的手中，这些家族后来在钢铁和汽车制造等不同的经济领域成立了股份制贸易公司。这些家族企业与美国公司不同，它们内部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企业的管理者通常都是从业务阶梯的最底层一步步向上走的。这些大工业家族执行着严格的中央控制，培养了内部人士组成的特权集团。他们还限制外国人的投资机会。
即使有军事支出，日本的政府开支在经济中也仅占它年度总投资的7％~11％，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开支的占比是28％。日本政府在资本筹集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概30％~40％，直到一战期间，私人投资才开始成功。正如所料，日本也有它的韦奇伍德、瓦特、卡内基、洛克菲勒、蒂森、西门子，这些人为日本成功的工业化奠定了企业基础。丰田佐吉（SakichiToyoda）和托马斯爱迪生一样，也是天生的发明家和商业改进的组织者。1867年，丰田